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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青文学奖获奖作家系列专访—— 杜文娟:与阅读恋爱,书写有尊严的文字

来源:文化艺术网-文化艺术报 作者: 时间:2020-01-20
导读: 进藏!是一个词汇,更是一份执念。

  贾平凹为《文化艺术报》柳青文学奖获奖作家系列专访题词


  进藏!是一个词汇,更是一份执念。从2003年到现在,十余年间,十次进藏,四次抵达藏西阿里采风,杜文娟的长篇小说《红雪莲》书写了波澜壮阔的六十年援藏历史,堪称一部“藏地密码”。 
  杜文娟的写作充满了行走和体验意识,行走藏区,脸上拂过粗砺的风,让她笔下的文字有温度,也有力度。她笔下小说人物身上显现出悲情色彩,“祛魅”的人物身上,有着她对文学价值的追求:写一部尊重人的艺术作品。“当下和现实中的你、我、他,远比小说人物丰富和复杂。” 
  近年来,她在非虚构写作方面成绩斐然,创作了几部非虚构作品。她的坦诚让人印象深刻:“也有自觉自愿写的,也有命题作文。后者主要是稿费诱惑,我非仙女,不能总在树梢与云彩间飞翔,偶尔也要食人间烟火。” 
  人到中年,对于一个女作家而言似乎是充满仪式感的重要时刻。这一刻她打算要轻装上阵,坐看云起。“身心沉静,与阅读恋爱,发乎自然,书写有尊严的文字”。 

   文化艺术报:无论是否承认,长篇小说《红雪莲》应当被归纳进主旋律小说的范畴之内,主旋律小说也是当今文艺创作界与评论界比较关注的话题。而我的关注点,就像有评论者指出的那样,“这部小说是对一群普通援藏人命运的刻画。作家不是在描写自带光环的英雄人物,甚至是在消解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人物’,为英雄人物‘祛魅’。”主旋律与祛魅似乎是一对相互对抗的词汇,这样的叙述方式是否也是您写作《红雪莲》的一种叙述策略? 
  杜文娟: 《红雪莲》写的是西藏和平解放六十多年来,四代内地人在西藏的工作生活情感,与藏民族藏文化的交融与碰撞。小说背景设置在内地和西藏,是一部汉藏友谊史,六十年援藏史。不到40万字的篇幅,塑造了主次二三十个援藏者,当然是一部主旋律作品。 
  事实上,主旋律与祛魅,从来都不是一对反义词,尤其在刻画人物形象上。勇敢、高贵、遗精、饥饿、惶恐、仇杀等等,完全集中在一个人物身上。《老人与海》的硬汉渔夫,终于在第85天打到一条大鱼,千辛万苦地把鱼拖回岸边,只剩下一个鱼骨架,这是符合自然逻辑的。试想,如果把肥美的鱼肉分给海啸后的灾民,或者卖给鱼贩子,换回的钱币捐给亚非拉希望工程,整部作品就变得轻如鸿毛,也可以说是道德绑架。小说是一门系统艺术,不管是故事结构,还是人物命运,都有一定的内在逻辑和艺术规律。矛盾的历史背景,恶劣的自然环境,人的心理肯定是纠结和挣扎的,人性肯定会发生变化,人物命运自然在漩涡中颠簸激荡。世界文学画廊中的经典人物都不是扁平的高大上和非黑即白。当下和现实中的你、我、他,远比小说人物丰富和复杂。自我认为,《红雪莲》是一部尊重人的艺术作品,也是一部力求厚博的长篇小说。
 
   文化艺术报:小说《红雪莲》中,似乎每个人物的命运都是“被动”的,柳渡江是被时代洪流裹挟着踏上了西藏,他的养子柳巴松是为了给父亲赎罪来到西藏,南宫羽是情感与理想破灭后借支教之名到西藏散心。这让我想起,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悲剧有一个定义:“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小说人物身上的悲情色彩,是否也有着同样的考虑? 
  杜文娟:非常赞同“小说人物身上的悲情色彩”。特殊环境下的特殊人物,会自带悲情雨露。对您“被动”之说,我持不同看法。柳渡江最初饱含热情,千里迢迢前往雪域高原,尽管有别无选择和盲目之嫌,则是主动的;柳巴松援藏有赎罪的成分,更有“回家”之情;南宫羽的进藏,也不全是被动。人物命运会随着时代变迁,环境变化,身体和心理承受能力,在“被动”与“主动”之间摇摆,既符合自然人也符合社会人的规律,更体现了艺术作品的深刻性和多面性。 

  文化艺术报:我发现您在对自己作品梳理的总结中,纪实文学与报告文学占有很大一部分比重,非虚构写作与长篇小说的创作关联性似乎并不是很大,为何热衷于这种体裁的创作?就您自身来讲,非虚构写作与小说创作又有着怎样的关联? 
  杜文娟:的确,近年来创作了几部非虚构作品,也有自觉自愿写的,也有命题作文。后者主要是稿费诱惑,我非仙女,不能总在树梢与云彩间飞翔,偶尔也要食人间烟火。最初,非常焦虑,随着采访、采风的深入,逐渐发现各个领域都有精髓和不凡,不仅能开阔视野,也能积累小说素材。《红雪莲》中耄耋老人中央医生,做第三国际通讯员的经历,就是我2012年底在毛乌素沙漠茫茫雪原中,倾听和查阅到的故事。他加入八路军的那个桥段,则是我2013年在西藏自治区驻咸阳老干所,一位老西藏讲给我的,他说大别山战役是解放战争中最艰苦的一段。雨夜行军遭袭、石块磨谷粒、战士穿绣花鞋,他都见过。 
  您提的这个问题,不是作家出了问题,而是中国文坛症结之一,经济与文学杠杆失衡,过于强调文学的某些功能,与文学精神的神圣性越来越远。读完《冷血》《邻人之妻》这样的世界一流非虚构作品,疑虑顿减。马尔克斯不但有长篇小说《百年孤独》,也有《我不是来演讲的》。罗曼·罗兰有《约翰·克利斯朵夫》,也有《名人传》。茨威格更不用说了,《人类群星闪耀时》一直是纪实写作者追捧的宝典。
 
  文化艺术报:在《牧草样的生命——红雪莲后记》这篇文章里,您提到,人到中年,自然要思考过去展望未来,希望对前半生有个总结,对十余年行走西藏做个交代,用一部长篇小说完成这个夙愿。如今夙愿达成,那么中年这个时间段,会对您的写作方向有哪些影响呢? 
  杜文娟:是的,《红雪莲》是我对前半生的交代。2019年10月我游历日本,离开名古屋的时候,是个清晨,我独自一人在海边奔跑的时候,大声呐喊,喊着、喊着就泪雨滂沱,一边哭一边大叫:太苦了,太累了,从今天开始要爱自己。然后,摘了几缕晨光中的低眉花草,携着太平洋的洁净暖风,带回西安,放进书柜。这是一种仪式,其实是告诫自己,人到中年,一定要轻装上阵,尊重内心的感受,放下不值得纠结的人和事,删除可有可无的感情维系,清空热闹和浮躁,让身心沉静,与阅读恋爱,发乎自然,书写有尊严的文字。

   文化艺术报:您在获奖感言中说,从2003年到现在十余年间,十次进藏,四次抵达藏西阿里采风,完成了这部六十年援藏历史、汉藏友谊史的写作。这部作品成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庆祝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献礼作品。扎根生活,深入群众,继承与弘扬柳青精神对您的写作有哪些指导意义? 
  杜文娟:所有艺术作品,都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无论是影视剧还是长篇小说。一个人的经历是有限的,只有从阅读和他人身上借鉴和汲取养分,才会常写常新。毫不含蓄地说,这部作品是我几十年生活积累和艺术积淀的大爆炸。一位农业方面的老年女博士对我说,《红雪莲》是一部青藏高原大百科全书。在还没有出版汉文单行本的情况下,获得《红豆》杂志双年度奖和本届柳青文学奖,便是极大肯定。有评论家指出,我的写作充满了行走和体验意识,我不否认。脚步决定视野,体现作品的广度,思考决定深度。从这一点来说,离柳青精神还很远,需要进一步学习。 

  文化艺术报:目前正在创作新作品吗?能否大致介绍一下? 
  杜文娟:刚刚完成了长篇纪实文学《岩兰花开》,这是一部关注汶川大地震重度伤残人员的作品,也是了却心愿。肯定不是畅销书,只为安顿那个特殊群体,为烟云般的历史留下真实的文字。当年地震发生后的第五天,我只身前往震区,当了一名志愿者,白天为灾民送粮送药,在帐篷学校给孩子上课,晚上写稿子,通过部队海事电话发往外界。走遍了所有重灾区,历时29天,广元市第二人民医院的120救护车将我从电脑前拉走,回陕后做了甲状腺手术。震后第一个春节和地震一周年之时,先后两次重返震区采风。2018年5月至6月,第四次入川,走访了五六十位丧子父母、地震孤儿、重组家庭、长大了的伤残孩子、震后宝宝等。这部作品将在2020年春天出版发行,从动念起意到面向读者,历时12年,万千感慨,感谢自己的坚韧,感谢文学的力量。 
  文化艺术报记者 魏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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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高思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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