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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虽“余事”亦自立 ——刘冠琦其人其书

来源:文化艺术网-文化艺术报 作者:霍有明 时间:2020-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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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冠琦,青年作家,从事创作以来,受到著名作家陈忠实、国学泰斗霍松林先生的长期指导。2013年出版散文集《年华像风一样自由》(陕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出版《长歌行》(东方出版中心)。主编的语文新课标系列图书,已出版34种。在各种报刊发表文章200余篇。自幼临习书法,多次参加国内外展览并获奖,作品凝重浑厚,灵动洒脱,被国内多家文化机构收藏。




初识刘冠琦先生,是在家父霍松林先生“唐音阁”座上。当时,我就对这位谈吐不凡的青年才俊有了很深的印象。之后,我们交往很多年,其人其书我一直默默关注。近年来,他牵头负责陕西省中小学“优秀文化进校园”活动,搞得风生水起,效果显著,媒体多有报道。他开办小读者书馆,亲任馆长,并先后设立七家分馆,相继主编语文新课标名著系列图书三十四种,出版“小读者书馆”系列——陈忠实《父亲的树》、刘心武《深夜月当花》、朱鸿《在峡谷享受阳光》等精品图书,着力为中小学师生出版一批经典课外读物,悉心打造中小学“书香校园”,可谓功莫大焉!
  不仅如此,冠琦先生在被称为“余事”的书法方面也颇有造诣。还记得家父霍松林先生在《松林回忆录》中回忆他亲侍于右任左右时,髯翁有云:“有志者应以造福人类为己任,诗文书法,都是‘余事’。然而‘余事’也须卓然自立,学古人而不为古人所限。”冠琦先生的书法,显然是向着这个方向努力的。



首先,冠琦先生下笔作书,不喜采撷一些人们所熟知的应酬套语,如“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室雅兰香”“天道酬勤”之类,而是力求写下自己的真实感悟。如他读《荀子·荣辱》篇时,记住了其中的一句话:“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穷,怨天者无志。”(《长歌行·敬畏时间》)他读后很有感受,就用毛笔写了下来。每天想一想,都会有所获。
  更为难得的是,冠琦先生有时应邀为他人作书,也不是选用诸如清人梁章钜《楹联丛话》或《增广贤文》之内的成语,而是根据对方的身份或志趣亲为撰联,然后作书。如一位老中医,平生医人无数,不仅精通《本草》,且喜研究《周易》,好奇门遁甲之术。他买了新房装修后,请冠琦先生为其书房写一对联。冠琦反复思忖后,遂为其撰写了这样一副对联:“门前冷落兰为友,若少金银多读书。”冠琦认为,现在人们物质上多感匮乏,则精神上一定不能再匮乏。读书不为致富,而是为得到灵魂的安妥。唯有灵魂安妥了,我们的身体才能真正舒服。
  又如他的一位朋友,忽然要去外地做官,赴任前请他送其一副对联。大家都担心此君瘦弱,现扛了这样的重担,恐怕吃不消。冠琦先生却为其撰联云:“入海方知天地远,出水才见两腿泥。”上联为他送别而打气,鼓励他走出去经风雨见世面;下联则鼓励他要不畏烦难,踏实干事。只有实践之后,方能见到自己努力的结果。其对朋友的殷殷爱惜之情溢于纸上。再如冠琦先生的一位长辈,在政法系统任职,性格刚毅,办事公正,善恶分明,甚得百姓称誉。他曾让冠琦先生写一副对联,冠琦即书云:“神龙出海降雨露,猛虎入山动风云。”其内容,既符合接受者的政法系统官员身份,又寄寓了冠琦先生期盼法律公正、社会安定、政治和谐、国家富强的良苦用心。
  钱锺书先生《谈艺录》中尝云:“今日之性灵,适昔日学问之化而相忘,习惯以成自然者也。神来兴发,意得手随,洋洋只知写吾胸中之所有,沛然觉肝肺所流出,人己古新之界,盖超越而两忘之。故不仅发肤心性为我,即身外之物,意中之人,凡足以应我需,牵我情,供我用者,亦莫非我有。”此语如移之于冠琦先生亦觉适宜。如冠琦先生尝于初春时与诸友游商洛,其有小文记云:“车上了高速公路穿越秦岭,猛地钻进隧道,即刻不见天日。好不容易车冒出了隧道,又要临水行车绕山行路。窗外的草木正俏皮着,让人喜欢得心疼。一个小叶子,又一个小叶子,这些数不清的小叶子,组成了一汪浅绿色的深泉,一池嫩绿色的湖水,一条深绿色的江河,我们的小车就漂浮在绿得耀眼的海洋中。”其兴尽而返,有感而发,遂又有对联记云:“隔水何妨来观月,雾中不碍去赏花。”有一长安摆地摊收售旧书者,收售之余亦耽于读书,从业时手不释卷,且生平嗜饮酒。刘先生遂有对子赠云:“每读佳句如饮酒,最爱善言似听琴。”又如一心性清高之女子,据冠琦先生为文中所云,其在社会上飘荡多年,生活不易,屡遭世俗讥笑,却有如“莲花生于淤泥却绽放出高贵美丽的花朵”。冠琦先生乃挥毫为其赠联云:“唯有真心对明月,人间何处染风尘。”似此等书联,皆可谓神来兴发,意得手随之佳作也。
  其次,再观冠琦先生书艺。冠琦先生于书法颇有渊源。他从小受祖父影响,对书法极感兴趣,涉猎过多种碑帖。不同于常人的是,他曾临习最多的,不是一般人初学所临的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柳公权《玄秘塔碑》、颜真卿《多宝塔碑》等碑帖,而是较少为人所知的《爨宝子碑》。今案,据资料所云,该碑全称为《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墓碑》,东晋义熙元年(405年)立,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出土于云南曲靖县杨旗田。爨宝子者,建宁同乐(今云南陆良)人。“弱冠”而“称仁”,官建宁太守,有政声,“朝野咏歌”,故殁后人怀之而立此碑。
  魏晋时期,乃中国书法史上新旧书风之转换期,即隶书开始向楷书和行书转换的时期。观《爨》碑,则亦有隶楷兼之的特点而以隶为主。其书古拙厚重,又灵动纵逸,康有为曾誉为“端朴如古佛之容”“朴厚古茂,奇姿百出”。冠琦先生最初之临习,虽法乳于此碑,然而又转益多师,最终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
  我观冠琦先生书法,拙中见巧,朴实内美,点画坚浑开张,运笔舒缓沉着,结体茂密雄秀,章法朴实自然。他的书法融入个性,强调主体精神,久观则于字里行间流露着其人文学才情,正因其读书万卷,国学雄厚,因此能心笔合一,卓尔不群,通达磊落,形成了有独特个性的作品。古人讲,书法作品应以文学性和艺术形式美相统一,同时融入作者志趣以达到最佳意境,冠琦的书法正向这个方向发展。
  诚然,作书如做人。冠琦先生性豪爽,尚义气,重友情,在长安朋友圈已颇有人望。这与他从小受祖父的谆谆教诲是分不开的。从祖父的身上,他学到了“莲出淤泥而不染,人活在世上就要为人正直公道”(刘冠琦《长歌行·春晓园》)。他曾认为,“人活着不论富贵还是贫贱,离开了气质和精神,就是烂泥一摊。”(刘冠琦《长歌行·车过龙骨峡》)由甘肃平凉崆峒山上奇树之无拘无束、钢筋铁骨、凌霜傲雪,他感受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是世间最大的勇气!”(刘冠琦《长歌行·冬天游了趟崆峒山》)他还这样说过,人活法各有不同。“在所有活法之中,我更欣赏那些把自己活成一束光的人,燃烧自己,照亮世界!”(刘冠琦《长歌行·活法》)我认为,冠琦先生的书品和人品是合一的。
  我期望冠琦的书艺日益精进,文学更胜往昔!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古典文学家霍松林之子。)


编辑:慕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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