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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田和陕西省京剧团的恩恩怨怨
2018年07月12日 11:27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作者:王英
​王玉田和陕西省京剧团的恩恩怨怨王英王玉田1917年生于安徽芜湖市,从小秉承家传拜师学艺,他7岁练功,8岁入学,10岁到上海,13岁拜张荣奎、苗胜春等为师,专演铜锤花脸。

王玉田和陕西省京剧团的恩恩怨怨

王玉田1917年生于安徽芜湖市,从小秉承家传拜师学艺,他7岁练功,8岁入学,10岁到上海,13岁拜张荣奎、苗胜春等为师,专演铜锤花脸。1939年他拜京剧名伶李克昌为师,李克昌是金少山得意弟子,所以王玉田也深得金派真传。他演戏能上台,日语能对话,文字会编写,并练就一手漂亮的书法。他在40年代参加过武汉市京剧团、南通京剧团、谭富英剧团,新中国成立后,他于1951年加入苏南大众京剧团(江苏省京剧团的前身), 江苏省京剧团赴沪演出时,华东京剧团团长周信芳对他的演出赞赏有加,因此1954年调到了华东京剧团(上海京剧院前身),和周信芳同台演出。1958年2月,因西安市要建立陕西省京剧院,王玉田、王金璐、王熙春等几个上海京剧院的演员,奉命借调到西安。之后,在“全国一盘棋”号召时期里,他们就正式被调到陕西省京剧院工作。陕西省京剧院一时间群英荟萃、阵容强大,省文化局派来了“鲁艺”毕业的文艺干部崔鸿治任团长,王金璐任副团长兼艺委会主任,王玉田任艺委会副主任。王玉田参演的《四进士》、《连环套》、《杨家将》的等都是京剧院的压轴剧目。

1959年,王玉田因为不适应北方气候,喉炎和咳嗽反复发作,先后请了两次病假回上海休息。1959年12月中旬,他私自找到了镇江市京剧团,恳请镇江市的领导体谅其情况,照顾他原是从江苏调出来的,收容他留团工作。镇江京剧团因为恰好也缺人,未经过正式手续,便留下王玉田。王玉田也写信告诉西安的领导此一情况,西安方面既没有正式同意,也没有拒绝,王玉田就身份模糊的在镇江京剧团待了下来。

1960年10月,陕西京剧团希望王玉田能够回团工作,派人事干部孟长举到镇江进行交涉要人,而王玉田和镇江方面似乎并不打算直接妥协,而是百般推托。在镇江京剧团支持下,王玉田上诉到文化部,希望文化部能够体谅他的健康问题,允许他正式调动到镇江工作,在给文化部的信中,他反复提到自己的病情,希望以此打动上级领导:

我离开西安的主要原因:是我自去西安患了严重的慢性喉炎,它妨害着我的工作,危害着我的身体健康,使我的身体逐渐虚弱,精神上受了很大刺激。我已经43岁了,不得不使我考虑到工作年限等后果,回到南方后,身体又有了好转,所以这样我就产生了离开西安的思想,祈求能回南方工作的愿望。

喉炎也是演员的职业病,也许过去我就有了这样病,但在南方时一直没有这样感觉过,因它从没有威胁过我,这是可以从江苏省京剧院,上海京剧院调查证明的。我在西安一带演出时间里,除夏季感到一些舒畅外,春、秋、冬三季是我最感到痛苦的日子,真是畏寒如敌,日夜咳嗽不止,常彻夜不眠。我是一个以唱为主的演员,咳嗽多了自然不利于嗓子发声,唱不好又会影响情绪,情绪不好夜里睡不安,睡眠不好又反过来影响固疾,这样反复刺激,确实很难负担。

王玉田着意于陈述气候不适带来的病痛,特别是疾病对工作的影响,详细列举了医生的诊断和证明,在西安和上海就诊的次数,医生的修养建议等等。王玉田特别强调自己只是因身体原因转团,“不比原来单位多拿一分钱薪金,并非在名利上有所祈求”,和那些混迹于“自由市场”,因高薪诱惑而跳槽的京剧演员不可同日而语。当然,王玉田也意识到私自离开不经批准毕竟是违反组织纪律的,他希望领导能原谅这种“孩子般”的错误,正式批准调动,得到一个“合法”身份。在信件中,他采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恳切言辞,希望能为自己的流动“正名”:

但是,我忘记了组织,值得批判的是我的思想里没有尊重组织,证实了我在自我改造方面认识的不深不透。这也是我近日来后悔莫及,终日焦灼不安的一件大心事。

近来团和专区的领导也动员过我几次,希望我回陕京去,我也打了报告重申我的请求。本不应该这样做的,奈何我实在无法去西安工作,即使留在南方工作,以我的年龄看,也就几年的事情了。当然从组织性来追查,我不应该有甚么意见,而我衷心地盼望着,祈求敬爱的首长能否从我的实际情况像原谅一个孩子来原谅我的错误!

我祈求着能把我的关系调到镇江来,这是我的生命,究竟我能不能提出这样的要求,我相信党和首长们会给我安排的。

总之,我是犯了错误了,如果能允许我留在南方工作几年,我是感激不尽的,任何惩罚我是接受的。希望上级党和首长们考虑我工作的可能性,西安还有两三位主要花脸,我衷心地再一次祈求组织上考虑这个问题。

可惜王玉田言辞恳切的申诉生不逢时。1960年4月,面对戏剧市场上十分泛滥的“自由市场”,中央刚刚批转了文化部“关于坚决制止剧团挖角和取缔所谓流动演员的指示”的文件,剧团之间“挖角”和演员自由流动恰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不论其实际情况多么值得同情,从政策立场考虑,文化部不可能批准王的调动申请。双方进京上诉告状的结果是,陕西省京剧团带走了王玉田,镇江京剧团被批评,文化部称“镇江市京剧团不通过组织手续留用他团的演员,这是错误的,该团及有关人员应根据中央的精神,认真检查这次错误”。但或许是为了显示通情达理和些许人情味,文化部批评教育王玉田同时,也不忘叮嘱陕西方面“对他提出的嗓疾问题,也应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

1960年12月,王玉田在文化部的调解下暂时回到了陕西工作。半年间和陕西省京剧团在陕甘一带巡演,喉疾复发,一度甚至无法发声,不得不请假休养。1961年6月,王玉田在上海的夫人朱粹英以家属名义,又给文化部写了一封信,旧事重提,描绘了王玉田半年来努力工作及其遭受疾病折磨的苦境,盼望领导能出面解决其调动问题:

玉田回陕迄已半载,陕团组织未能解决问题,而玉田身体又复衰颓,较前期则比较严重,近来又增加坐骨神经痛,精神上痛苦难伸,虽承领导百般推爱,奈何他内忧外病思想上是莫大痛苦的。为此我以家属关系直言上陈,恳求组织上据其实情谅察,挽救他的艺术生命,不使其艺术和身体步入不良之后果,乞予准调回南,不胜感祷之至,并盼示复。

这可能是文化部收到的成千上百“群众来信”中的一封,面对一个普通群众恳切的诉求,文化部夹缠于政策和人情两难中,但很明显已经失去了做“调解人”和“仲裁者”的兴趣,直接把皮球踢给地方,要求陕西省文化局和京剧团“酌情处理”:

镇江市京剧团派人带王玉田和陕西京剧团孟长举一起来文化部谈过,当时我局派人与他们共同商议决定,“王玉田暂回陕西工作,关于他提出的不适应北方气候经常患喉炎,要求回南方工作的问题,由陕西省京剧团依照其实际情况予以妥善解决”。现王玉田已回陕工作半年,据其爱人信反映,还未做出妥善解决。函请你局研究处理。

这封不痛不痒、模棱两可的批示没有什么实际效果,文化部天高地远,面对实际情况如何应对,自然是剧团和王玉田自己的事。陕西省京剧团对“妥善解决”充耳不闻,王玉田也干脆借着养病之机又回到了镇江。

在1961年到1963年之间,王玉田一直在暧昧不明的缝隙中生存。他不再回陕工作,但仍和陕西省京剧团保持着书信联系,暂居镇江也还帮着陕西剧团办一些采购、买行头、邀请演员的事。陕西方面尽管屡次催促王回来工作,却并无什么强制性措施。同时,上海京剧院也一直和陕西交涉,希望王玉田可以回院。各方都有自己的打算,没有达成最后的共识,彼此之间相互掣肘、拖拖拉拉,但也能在半明半晦的情势中和平共处。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文艺界各单位整顿和清退流动艺人也变得异常严厉。陕西省京剧团团长崔鸿治给王玉田办了一张离团证,并嘱咐说,同意他调回上海京剧院,不同意回镇江。但恰好此时上海开始整顿流动艺人,一直没有办法接收王玉田回团,去镇江又没有办法正式转关系,再欲回西安崔团长已经置之不理。面对全国整顿文艺界的严酷现状,王玉田的工作实际上被悬置,其间也曾经尝试到扬州剧团等地找工作,但在全国打击流动艺人的氛围下,大都无果而终。

1964年6月,王玉田给时任陕西省省委书记的舒同写了一封长信,汇报了十几年以来参加革命工作的情况,讲了近几年的遭遇,并详述了自己在镇江时的艰苦工作,“一年三百六十天巡回在农村,小城市里,拿的工资和西安完全一样”,一直兢兢业业,也没有任何追名逐利的行为。他期待省委书记舒同能原谅他的过错,出面做主,把他和那些“跑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人区分开,帮助他回归到“人民”队伍,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看起来已经“脱离革命”,甚至一只脚已经踏入了“阶级敌人”的范围,成为社会危险分子。为了一线微茫希望,他极尽恭敬,并极力忏悔自己的过错:

舒书记,离开西安到镇江时我无组织无纪律的严重错误,不管客观情况如何,我作为一个参加革命工作的人,没有理由在组织未批准的情况下自由行动。这一点我现在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当时,组织上一直保留我的革命关系,我认为这是对我的爱护,但是我的这一行动,却导致我离开革命,铸成大错,是在万分悔愧。

经历过漫长的调动申请,王玉田似乎已经习惯向领导们陈词申辩,而除此以外,似乎也并无任何可能的出路。除了深深自我检查以外,他也不忘表白对党的忠诚:

我从1951年到1963年4月一直为革命工作,在艺术上自问还是认真负责,但是,十三年的革命过程忽然在一天之内,使我变成了脱离革命的人了!我虽然有错误,但是我从来没有打算离开革命,就算错误的到镇江,实际上还是在革命的队伍中。

政府对京剧艺人的整顿,我完全拥护,但我没有跑一天自由市场,没有多拿一文钱。在60年前后的一段时间,京剧界自由市场极度泛滥,这里拿五十,那里拿一百。当时的情况,要是我走这条路,的确也有不少的机会,但是我没有离开革命队伍去多赚几个钱,我的目的只是要求调动,所以宁可艰苦一些,从西安来到镇江。但结果我今天遭遇到的,和那些跑自由市场,走资本主义道路,挖社会主义墙脚的人一样的命运。

我是个京剧演员,党给我十几年的教育,而我不能符合党对革命艺人的要求,我很痛心!但是,对于一个在实际行动上并没有脱离革命的我,同样给了跑自由市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一样的处理。我想党能够对我有一个彻底的审查,使我能够获得继续革命的机会。这是终身感激不尽的。

身为陕西省委书记,舒同的态度是沉默和模糊的,他选择对此申诉置之不理,可能不愿意介入剧团之间的纷争,或许不便于直接出面维护一个“原则”上有问题的流动艺人,王玉田的请求也只有石沉大海。

面对领导的沉默,王玉田并没有放弃申诉,1964年6月至10月间,他连续给舒同写了三封信,内容大致相仿,语调却越来越焦灼和乖戾,一封比一封更具有绝望感和紧张气息。刚开始只是陈述自己无辜,之后逐渐揭露陕西省京剧院内部的“走资派”恶行,批判领导的“阴谋”和打击报复,言语中明显富含文革前的紧张硝烟气息,充满着“你死我活”味道。1964年的11月,王玉田又专门从上海到西安,多次到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局,省京剧院告状,提出是原陕西京剧院院长崔鸿治打击报复,逼他离开陕西以至失业,要求回陕工作,并对打击报复问题进行处理。

舒同也许看多了此类的攻击和揭露,一直保持着谨慎的沉默,最后把问题抛给了陕西省文化局,要求文化局对王玉田的问题进行调查处理。省文化局的调查结果对王玉田绝非福音。结论铁板钉钉,不容置疑:“王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为了追求高工资,两次擅自离开陕团在外参加工作。现在因自由市场关闭取缔,京剧演员不能自由流动而找不到工作。况且事隔三年半之久,却说尚未脱离陕团组织,仍是陕团演员,这是极其荒谬的”。为了证明自己正确,文化局甚至翻出了王玉田“一贯反动”的历史纪录:

王在抗日战争期间,在日本占领上海期间,一直为日本人服务。和日本律师额贺二郎,医生高山等人关系密切,并得到重用。经额贺二郎介绍给安徽省日本联络官官二村,任安徽省清乡专员。中华日本贸易联合会担任翻译,到抗战结束。

解放后,王才开始演戏,在上海京剧院表现不好,1957年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王和右派分子曹孝春有联系,诬蔑党的领导,同意“党天下”之说,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马列主义没有马屁主义吃香”。

1958年调到我省京剧院工作,该团为特派演员评定工资时,对演员储金鹏、纽承华二人的工资争论很大,王为纽承华的工资力争,因此被储金鹏称为“小集团之首”。同年11月,在该团进行的肃反活动中,有人听说王曾经在日本洋行工作过,又和右派关系密切,因而有贴大字报说,王是否当过汉奸,是否右派。王便认为领导有意排斥他,打击他,由此工作表现消极,生活作风散漫。

省京剧院和文化局达成了一致,省委书记舒同对这样一个结果保持沉默,至于中央文化部,他曾经申诉过若干次都毫无结果。王玉田已经成为“脱离革命”的资产阶级流动人员,对改变这一点他似乎再也无能为力。“脱离组织”首先意味着失业,没有工资、粮票等经济来源,生活一下子陷入困顿;而更重要和危险的是,流动艺人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他已经滑向了“反革命分子”和“阶级敌人”的领地,未来的命运如何,实在有令人不寒而栗之感。

王玉田实际上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都被逼入了绝境。流动者一度在灰色地带谋生,此途径一旦被堵死,他们会变得无路可走。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而反抗,何况王玉田本来是性格较为刚毅之人,意识形态可能是惩罚的来源,却也可以提供反抗的武器。换言之,如果压迫自己的人是“走资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代言者,那么自己就又回到了“革命”队伍,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界限也将被反转。1966年文革开始,王玉田似乎又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他的申诉和联合对象变成了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这封信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普通艺人,在特殊历史氛围,几近无望的人生际遇中,如何褪下固有的温良恭敬和委曲求全,转而热切希望成为革命的急先锋:

敬爱的江青同志:

我于上月十六日给您写了一封信,本月二十日又给您写了一封信。当我发出第二封信时候,我的心情显得非常急躁。目前革命形势逼人,考虑到您的工作很忙,所以我应该主动的向您提出要求,便于您做出决定。

关于陕西省京剧院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陕西省文化局一些修正主义分子形成的黑帮,为非作歹。明目张胆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并公开的包庇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为了能够揭露他们的丑恶面目,我现在整理下来已经写了将近两万字。但是,在给您的第一封信中我已谈到,我是个受迫害的人。现在是被一小撮人使用欺骗手段推出组织大门之外的人,现在是失去组织依靠的人,现在是心急如火,恨不得马上投入到革命熔炉中去的人。

最高指示:“你们一定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是有这个雄心壮志的,我是誓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但怎么办?我反复思考了到群众中去,决心和群众一起把陕西省京剧院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必须斗倒、斗垮、斗臭那些反党、反毛泽东主义的修正主义分子。如果您能信任我的话,允许我回到陕西省京剧院去造反,请您尽速的给我指示,否则,我于本月底亲自来北京,当面向您请求!

王玉田的这封信写于1966年12月22日,之前已经连续写了两封,可见其急迫。他的意图很明显,成为革命急先锋,摧毁现有权力体系,获得新身份和认同。他最终是否利用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力量成为地方造反派,怎样借助意识形态力量对付他的“敌人”,他和陕西省京剧院、文化局之间的恩怨和纷争如何解决,由于文革档案的封锁和当事人的沉默,这些疑问并没有确切的答案。

王玉田自幼酷爱京剧,喜爱读书,不论演什么角色都对人物都有深刻的理解,所诠释的人物颇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假若没有政治环境的巨变,他多半会在京剧的行当里一帆风顺,但当残酷历史巨浪向王玉田袭来时,他的选择却是显示出不得不如此的宿命般悲哀。对于晚年毛泽东而言,他意识到一个根绝社会矛盾,十全十美的乌托邦社会是不可能的,于是在大跃进之后提出“不断革命”、“永远的革命”这些观念。人只有永远的靠着不断的革命去不断的克服社会矛盾和改造社会。革命不但是中国共产主义达到最后目的和手段,也是它的最后目的。对于那些社会中各个角落个体而言,他们置身于革命意识形态的黑暗战场,没有人看得清真正的目标和方向,却时常遭到暴风雨般的攻击,没有人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你不知道报复和仇恨的暗箭何时到来,会来自于何方,一切都会随时改变,一切都会随时反转。

时间或将带走一切,伤痛屈辱都渐行渐远,2007年春天陕西省省艺校礼堂内张挂着“庆祝王玉田先生京剧艺术生涯八十周年演唱会”的横幅,锣鼓喧天,热闹非凡的迎接京剧大师王玉田,王玉田及其徒弟登台献艺,已经年过九旬的他依然吐字清晰、气定神闲、神情刚强。他对记者坦言,正在整理自己和周信芳大师及谭富英、奚啸伯等名家配戏的故事,陆续写一些回忆文章。但当被问起1950和1960年代陕西省京剧院的往事,老人表示不愿意多谈。2007年,王玉田获得了中国戏曲表演学会奖,梅兰芳之子梅葆玖、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尚长荣都专门发去贺信。二百年来,以九旬高龄粉墨登场而载于皮黄史册的,一是人称“老乡亲”的孙菊仙、第二是“江南俞五”俞振飞,第三位就是王玉田。

2010年之后,老先生以九十多岁的高龄,仍然奔走于上海各大票房和江浙各省市的京剧团体、大小票房,兴致所至还会高歌一曲。为了感谢他对中国京剧艺术作出的贡献,上海徐汇区文化馆、上海徐家汇京剧艺术名家工作室、上海王玉田艺术研究会筹备组在2013 年5 月19 日举办了一场《京剧老艺术家王玉田师生专场演唱会》,97岁的他依然登台演出,获得阵阵掌声。2013年,封杰出版了《京剧名宿访谈录》,王玉田详述金派艺术的发展,却依然对过往遭遇只字不提。 2016 年1 月29 日,金派铜锤花脸的代表艺术家王玉田在家中逝世,享年99 岁,死后哀荣备至。

他12 岁登台彩唱京剧《捉放曹》,90岁彩唱《牧虎关》,93 岁彩唱《霸王别姬》,96 岁彩唱京剧《宇宙锋》,近乎一百年间,世事沧海桑田,时空转换的不同布景之下,人间的恩怨是非也早已经烟消云散。后人任何简单的褒贬评议,都显得过于轻率,于今叙述其历史,非要揭露其伤疤苦痛,而更重要的是如布迪厄所言,“使公众了解从群体方面被掩盖的一切形式的不幸的社会根源,即使这些不幸是最私密和而隐而不宜的”。

转自《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本号有节选,标题为编者所加。

原文《“流动艺人”问题中的权力博弈与政治变迁(1949-1966)》刊载于《党史研究与教学》2018年第2期。

说明

陕西省京剧团创建于一九五八年,其前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野四军文工团。一九五五年转入地方,一九五八年在上海京剧院、中国京剧院支持下充实阵容组建新团。一九五九年,京剧大师尚小云先生来陕,担任陕西省戏曲学校艺术总指导,一九六四年,“戏校”京剧班与陕西省京剧团合并,组建陕西省京剧院,尚小云先生任院长,徐碧云先生任副院长,

之后,尚长荣先生担任院长数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被誉为“全国五大京剧院团”,2006年被文化部评估为全国省级重点京剧院团。2009年10月应改革要求转企改制,更名为陕西省京剧院有限公司。

编辑:职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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