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问西东：丝绸之路上的文明对话”，当人们看到这个题目，可能会联想到去年一度热映的电影《无问西东》。该影片讲述了4名清华大学毕业生在时代潮流中的命运抉择，而“何问西东”主人翁也来自清华大学——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国刚。

光明网记者 李政葳

“何问西东：丝绸之路上的文明对话”，当人们看到这个题目，可能会联想到去年一度热映的电影《无问西东》。该影片讲述了4名清华大学毕业生在时代潮流中的命运抉择，而“何问西东”主人翁也来自清华大学——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国刚。

“丝绸之路”内涵广阔、源远流长，更因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成为了热门话题。日前记者见到张国刚，是在国家图书馆学津堂里举办的这场“何问西东：丝绸之路上的文明对话”读书会上。

“CHINA”究竟是瓷器，还是丝绸？历史作品中的刺客“聂隐娘”从哪里学来的法术？成吉思汗的铁骑究竟打到了哪里？通过一个个通俗故事，张国刚讲述了个人新作《胡天汉月映西洋——丝路沧桑三千年》背后的故事。在勾勒纷繁而有趣的历史人物、事件、器物和艺术生活的同时，深入剖析文明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冲突与融合，不仅唤起废墟遗址中酣睡的文化性灵，更为在今天的生活中普遍遇到的跨文化问题提供有益启示。

张国刚解密“三千年沧桑丝路”秘闻

刺客聂隐娘：哪里学来的法术

侯孝贤执导的《刺客聂隐娘》一时红极影坛。关于这部电影的风格、技巧、情节、布景、对白等，影评人或褒或贬、各抒己见。片子情节是否符合唐人裴铏《传奇》中那篇《聂隐娘》原意并不重要，其实自唐代以来这类作品屡见不鲜，比如《黑白卫》《女仙外史》《女昆仑》等，但裴铏毕竟是这类创意的开山之祖。

为什么唐人裴铏能创作出《聂隐娘》这样离奇的人物和故事？佛教在大众印象里向来慈悲为怀，怎么是一位出家的“乞食尼”，成了聂隐娘的师父？这位“乞食尼”教授聂隐娘的为何多是道家所擅长的剑术？为什么聂隐娘的法术很类似于《西游记》中的孙行者？

所有疑问，背后的指向，都要到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中去寻找答案。

张国刚提到，佛教入华之初所行的，便道是亲近、模仿“道家路线”。可以说，聂隐娘及其师父的道术，多多少少受到了佛图澄故事的影响；而佛图澄的形象也确实与“乞食尼”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佛门中人，却都迹近道家；道术诡谲，仿佛是孙悟空的先驱。

在张国刚看来，中国人宗教信仰的特点是多元、宽容，不同的宗教文化共同生存、兼容并蓄。佛教的中国化是在与儒教和道教融合中完成的；吸收佛教的营养，儒学得到更化，才有了宋代理学；佛道交融，促进了中国女仙、剑侠文化的发展，为作家塑造《聂隐娘》高超法术的艺术形象提供文化元素。

出口转内销：指南针的反思

大海航行靠舵手，舵手辨别方向要靠指南针。于是，依据罗盘上的刻度，指引航海路线的就叫“（海道）针经”。不过，或许很多人并不了解，用指南针导航追溯起来，最先并不是在海路，而是在陆路上。

从战国到宋代的一千年里，指南针是否曾用于航海，或许人们无从得知，但我们知道的是，中国南海航线上一直比较忙碌。在张国刚的作品中提到，究竟是中国人首先指南针于航海，还是阿拉伯水手首先使用指南针用于航海，已经不太重要了。只是从中国人首先发现磁针的指向性而言，官方船队使用先进的导航工具是完全有可能的。

另外，有考古资料显示，宋代瓷俑手持的旱罗盘，就是用轴支承的结构，对于这种结构原理的了解，甚至见之于汉代的考古资料。可是，旱罗盘却没有在中国应用，后人使用的旱罗盘确实是从国外传入。

“我们需要反躬自问，为什么中国人最早发现了磁石的特性，甚至最早发明了指南针，可是最好、最便用的罗盘却要引进学习他人。”张国刚认为，我们不注意把经验的观察，升华成理论的讨论。从12世纪使用指南针以后，磁针指向何处成为欧洲人最关心的问题，到了16世纪以后，欧洲关于磁性的讨论已进去现代科学视野。

“指南针的故事通过分析中国古代科技轻理论重经验的局限性，甚至对于当今‘一带一路’上的中西交流，也有着可借鉴作用。”作品中，张国刚这样阐述。

外销瓷：“海上丝路”的一抹晚霞

瓷器、丝绸、茶叶，是海上丝绸之路上常见的中国外销商品。与宋元时代中国瓷器主要销往东南亚、西亚、北非不同，明清时代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欧洲的中国瓷器，构成了一道亮丽风景线。据推算，18世纪流入欧洲市场的中国瓷器在1亿件以上。《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甚至这样说：“住宅里若没有中国花瓶，不能算一流的高档住宅”。

大航海时代，葡萄牙人最早进入中国，成了最早贩运中国瓷器的推动者。其中，最富盛名的是“克拉克瓷”。张国刚提到，晚明外销欧洲的克拉克瓷，常见梯形云开，且两梯形之间以一个细长方形小开光间隔，开光所占面积和盘心画所占面积大致相等，且在视觉效果中开光往往更抢眼。

而克拉克瓷的几何形开光，或许来源于元代。因为元代青花罐或瓶中，由小长方形环绕而成的肩饰和底部纹饰，与以往的莲瓣纹略有相似，疑似其变体。“但元代青花中，这种集合纹饰位于不很显眼位置，明代克拉克瓷则把它变为主题构图，恐怕是为了适应伊斯兰对几何构图的爱好。”

另外，有些类似的中国纹饰或日本纹饰，在抵达欧洲之后会被再加工，或者出于风格考虑，或出于经济考虑，或为了易于保存等，这类欧洲二次加工的珐琅彩瓷集中出现在17世纪后期到18世纪中期，涉及形式多样、质量参差不齐。

对于加工方式，张国刚提到，有些是增加金属添加物，附加金属底座、喷嘴或把手后，瓷器的功能也会发生变化，比如，一个瓷人可以变成一只烛台；还要加绘图案，这样可以让原有瑕疵被掩盖，或可促进滞销瓷器被卖出。

亮丽背后，也有酸楚。明清时期中国瓷器的大量外销，是传统时期“丝绸之路”上的一抹晚霞。“欧洲商人从接订单到运输、销售，各个环节赚到钱，远远超过中国厂家仅在生产环节所赚的钱。”张国刚说。

更值得反思的是，到18世纪后半叶，世界上最好的瓷器、最贵的瓷器，也不全是中国的产品。比如，日本生产的柿右卫门瓷器就是欧洲进口瓷器中较贵的一类，原因在于日本厂家是家族企业，世代制瓷，发挥工匠精神，不断改进技艺，相比明清时代官府控制的制瓷业更有优势。

有记载称，在1973年马嘎尔尼来中国献给乾隆皇帝的礼品中，就有英国生产的碧玉瓷。“敢于向瓷器故乡进献瓷器，可见对于英国制造的自信。中国瓷器的外销史，不仅是亮丽的，也是酸楚的，值得我们今天反思。”张国刚说。

“丝绸之路三千年”的西域、西洋、西欧

“商周玉石、汉唐丝绸、宋元香瓷、明清茶叶：近代以前中国式全球化；胡天汉月、羌笛驼铃、天方海舶、华夏风物：编织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胡天汉月映西洋——丝路沧桑三千年》中这样描述丝绸之路的历史意义。

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在与异域文化碰撞与交融的中，激发并形成更加灿烂的多元文明。作品中，张国刚深入上古、汉—唐、宋—明、晚明—清中叶等各个阶段的中西交往，讲述“一带一路”的历史演进，对丝绸之路的经济商贸、政治军事以及文化交流功能，进行了交光互影的综合分析。

记者梳理之前业界和学界对“丝绸之路”的研究，发现一般重点为汉唐时代，以中古史者偏多，领域不外西域、南海，多及于宋元海上丝路或明初郑和下西洋，往往就戛然而止。

然而，张国刚在欧洲游学并执教多年。从1989年8月到1999年8月这十年时间，有整整七年在德国度过，除了德国的波恩、汉堡、特利尔、柏林、慕尼黑、海德堡等地外，还曾经于1991年暑假去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访问，参加会议和游历至维也纳、罗马、巴黎、土耳其、西班牙、阿姆斯特丹等各地。因此，文中的“丝绸之路三千年”包含着西域、西洋、西欧几个场景，构成一大特色。

“一部中西关系史，主体就是西域、南海交通史，中国与泰西地区文化交流史，它们构成了当今‘一带一路’课题的历史文化纵深。”在张国刚看来，通过比较可以清楚地认识自己。无论如何，欧洲人在不断自我反思这一点上，的确树立了好榜样。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的变化翻天覆地，时至今日，“人类幸运共同体”的构建，以及具体举措“一带一路”建设，也成为中国展现给世界的新名片。

编辑：慕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