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间病房里原本有三张病床。三天来，只有我丈夫住在靠卫生间的那张床上，其他两张空着，罩着墨绿色的床罩。

这间病房里原本有三张病床。三天来，只有我丈夫住在靠卫生间的那张床上，其他两张空着，罩着墨绿色的床罩。根据这家医院的规定，我和儿子成了陪护，我白天，儿子晚上。

第四天，当我走进病房时，紧挨我丈夫的那张床，绿罩撤去，躺着一位病人。他的床半截是摇起的，上身倾斜，鼻子里插着氧气，一只手上扎着吊针，另一只手的手指上夹着监控器的指夹，床边还竖立着一个带显示屏的仪器，据说也叫监护器。他的眼腈一直闭着。显然，这是一位危重病人。

等我忙完我家病人的吃饭、吃药等琐事，腾出嘴来问我丈夫，才知道这人是昨晚从其他科转来的。据说是胸积水，心肺功能衰竭。一整天，本科室的大夫出出进进地检查商讨治疗方案，护士们也时不时地换吊瓶送口服药，病房里的空气很紧张。除此而外，那些穿墨绿色衣服的医生、护士也频频进来查看，这些人都是ICU病房的医护人员。为此，我们更有点不安了。

护理老人的是他的儿子，五十多岁，尽心尽力，一会儿接尿，一会儿喂水，一会儿翻身……看得出他很爱自己的父亲，生怕老人哪点不舒服。

老人一整天都是这样的，没睁开过眼睛。

晚饭后,我家儿子来替换我,我疲惫不堪地离开了病房。

第二天，当我站在我丈夫的病床脚头的位置时，对角线的另一端射来了一束光亮，他的眼睛睁着，眼里很清亮，向我点头示意问候。我也不由得向他点了一下头，以示还礼。显然，经过一天一夜的抢救，他好起来了。当然一切治疗仍在继续。

午饭后，他的儿子伺候他躺好，掖好了被子，抬头望了望吊瓶里的药液，坐回到晚上租来的折叠椅上，掏出手机浏览着。不一会，头就一点一点地顿着，像鸡啄米似的睡着了，还时不时地发出微微的鼾声。他确实太累了，二十四小时的陪护，况且这里是病房，没有能使他舒展身体的地方。我丈夫也睡了，我在丈夫的脚头挤出一点地方，把上半个身子放上去，腿和脚则搭在床边的小方凳上，准备小憩一会。朦胧中似有人在说：“我是河南三门峡人……”我抬起身子看了看，这屋里除了两个睡着的，就只有我这个半醒的。显然他是在对我说话，可是，我是个不相干的人，按理说他跟我说不着。但出于礼貌，我坐了起来，这时我才看到他两颊瘪着，嘴唇缩皱成漏斗状且嗫嚅着，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目光空灵，又好像还有点什么。说话很艰难，口音很重，听起来很费劲，但他继续着。

“我本来不姓刘，姓付。我的母亲生了七个孩子，我是最小的一个，我没有见过我的父亲，是遗腹子。”“遗腹子”三个字让我怔了一下，看来他是个文化人。“母亲无法养活我们七个孩子，我很小的时候就送给了刘姓人家……”

说真的我不想让他再说下去，他气息微弱，是个经过一天一夜抢救的病人，更何况我是一个不相干的人呢。但他没有终止：

“人要有良心啊！刘家对我不错，他们没让我饿过肚子，老两口起早贪黑供我上完了高小（小学毕业）。这是那个村多少亲爹亲娘都做不到的啊。打那起（从那起），我就决心一辈子姓刘，给他们养老送终。”他停下了，叫醒儿子要去卫生间。当他站立起的那一刻，我看清了他原来是一个瘦高的老头，年轻时一定有一副好身板。他回到床上，儿子安顿他睡好。我也窝躺在丈夫的脚下昏昏懵懵地睡了。

满以为他也该睡了，但他沙哑的声音又响起了：

“19岁那年俺家乡遭了旱灾，地里横七竖八地裂了缝子，足有半尺宽，像冰面上的冰裂沟。树皮剥光了，树叶捋完了，烟囱不见冒烟了。村里人死的死逃的逃。19岁的我本应是壮实的，但全身只有皮包骨，没有肉。刘家父母撵我去逃荒要饭，我不舍他们在家饿死，坚决不走。就在这时，政府来招兵了，说是去新疆，保卫祖国，建设边疆。我枯着乱发，眼窝深陷，问招兵的领导：‘给馍吃吗?’领导说：‘当然给’。我报名参了军，就为去寻一条活路……”

这应当是他人生道路上艰辛挣扎的低谷。他的讲述是痛苦不堪的。

见他喘得很厉害，我很平和地阻止他。

儿子又扶他上了卫生间（输液的人就是这样不断要小便）。扭头对我说：“阿姨，我爸就爱说过去的老事，你累了就歇着，别在乎他。”

喘了一会，他回过神来，又张开口了。

“我们终于穿上了军装戴上了大红花，但在欢送的人群里我没能找到我的刘家父母。我想，他们是为不舍我离去，但又无力留我在身边而难过。

“我们终于踏上了西去的列车，是闷罐车，车厢里铺的是稻草，是我们歇息的地方。车只有到兵站才停，下车大小便，供应我们馒头和菜汤。我眼含贪婪，恨不能把一筐馍都抱到自己怀里。手伸进馍筐总想多抓一个馒头，带队的首长呵斥着：‘手缩回去，一人一个，是定量的！’”

饥饿使他完全丧失了尊严。

“我们大部分的时间是枕着自己的小行李躺在稻草上，有时也唱歌学习。火车只是向西行，我们不知道新疆到底有多远，趴在车厢缝隙向外看，戈壁茫茫，赤壁千里，无绿色、无飞鸟、无人迹。”

他很虚弱，但回忆的闸门总是关不上。我劝他休息，他喘了口气，接着又讲：

“浑浑噩噩地不知过了几天，一个黄昏时分，通知我们背着背包下车，说是到地方了。我们兴高采烈地跳下车，大风呼啸，黄沙漫天，站都站不住。就是这么个荒野之地，却帐篷林立，人头攒动，个个灰头土脸，慌乱着呼喊着。我被这眼前的一幕震惊了，这难道就是乌鲁木齐吗？我们正在疑惑,领队说火车到头了，这是尾垭，后面的路坐汽车。我们被带进兵站设在这里的帐篷，工作人员送来了一筐馍馍和一大铁桶菜汤。第二天，我们乘汽车继续西行。”

说来也巧，我也曾有过尾垭经历。我还在这里还收获了一个生词———“盲流”。

“鲁木齐终于到了！我们这些新兵蛋子有的连自己村都没有走出过，到了大城市高兴自不必说。但两天休整后，却被告知继续开拔。这时的我们尚分辨不清乌鲁木齐的东西南北。

“去南疆的路同样漫长，七八天后我们来到了喀什，三个月的新兵集训结束，我被分配到边防哨所。冷啊，雪山皑皑，人迹罕至，站岗时鼻涕冻成冰柱，手冻肿脚冻烂是常有的事，哭啊，新兵没有一个没哭过的。更难忍的是由于海拔高水烧不开饭做不熟，吃夹生饭。但谁让我们是战士呢，我们牢记自己肩负的使命，我们克服了一切困难，终于坚持了下来。部队的锤炼使我无论在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成了一个真正的战士。老班长巡边牺牲后，我成了班长。当兵这段时间，我常常为自己为吃一个馒头而当兵感到羞愧，也为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战士而感到光荣。

“当了五年兵，我转业了……

“乌鲁木齐的日头可毒了。转业后，我被分配到一家建筑公司，学徒三年，日头不知剥走了我身上几层皮。我老想着自己是战士，要严格要求自己，要多吃苦多干活，多做贡献。我有些文化，比别人学得快，不到三年就当了技师。我娶妻生子，有了一儿子两闺女。我对孩子们要求很严，经常教育他们‘你爹是战士，你们不能熊，只能好好学习，抽烟、喝酒、打牌、吸毒的坏事不能干’，他们都还本分、规矩，我的孙辈们也都上了大学，有了工作……”

看得出他很自豪。

其实，这些我早已看在眼里，儿子自不用说，女儿女婿天天来探望，洗脸擦背，端水喂饭，样样都干。孩子们对这个父亲真是无微不止啊！我想或许是艰难困苦的生活，或许是这位不易的父亲给了孩子们更多的爱（儿子曾给我们说父亲不曾打过他一巴掌），使得孩子们如此疼爱他们的父亲。

他的小女儿坐在他的身旁，一勺一勺地喂他吃银耳羹，一边给父亲唠叨着自己女儿考研究生的事，看得出父亲听得很认真。这位父亲吃完了莲子羹，头转向我们，显然他很激动：“我55岁退休，拿3900元退休金，老伴3300元退休金，有80平米的房子住，想吃什么鸡、鸭、鱼、肉任我选。病了住最好的医院。孩子们也都过得好，我放心。我当过兵受过教育，我不重男轻女，该给他们的每人都有份。”我听得出来，他的每一句话都是满满的幸福。只是没说出“幸福”这个词罢了。

我也被感染了，难道现在不是我们这代人最幸福的时刻吗！

第二天一早，我们回到病房，他那张床又被绿色的床罩罩着。护士说凌晨被送进了ICU抢救去了。之后的几天有时在楼下大厅碰到他的儿子，不免问几句。他总是匆匆地回答：时好时坏。

这个老人挣扎着，用尽最后的力气，给我讲述了他的故事。在他看来，人的一生不管是鲜花着锦也好，寂寞潦倒也罢，人要有良心，人要有尊严，人要为社会做贡献，才不枉在这个世界上走了一遭。这是他一生悟出的道理。

老人有感于自己的晚年能活在当下，温饱不愁，儿孙都走在正路上。作为一个普通人他很满足，也很幸福。

我记住了他是一个有良心的好人，是一个真正的战士。我记住了他的姓——刘。

编辑：高思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