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朱安,朱安的鲁迅

发布时间:   作者:董炳月  来源:凤凰文化

乔丽华所著《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九州出版社2017年12月出版)堪称“巨著”——虽然它仅300多页,薄薄的一本。对于鲁迅研究来说,该书无疑是富于冲击力和建设性的。在该书中,鲁迅元配夫人朱安完整地展示着自己寂寞、悲惨、荒诞的人生,而她的这种人生与鲁迅密切相关。该书表明:我们在认识朱安之前,不可能深入、全面地理解鲁迅。朱安,这位身材瘦小、相貌平凡、不识字、裹着小脚的旧式女子,和老子、尼采、拜伦、夏目漱石、果戈理等中外文化名人一样,深刻地影响着鲁迅的世界观、人生观、文学创作,而且这种影响更为直接。可以说,《朱安传》提供了一个重新认识鲁迅的视角,具有“重构鲁迅”的功能。从朱安的角度看,鲁迅首先不是伟大的文学家、革命家、思想家,也不是“民族魂”,而是一位嫌弃、冷落她20多年、最后带着女学生许广平离她而去的丈夫。

1.jpg

《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九州出版社2017年12月出版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六月初六,即公元1906年7月26日,从东京回到绍兴的青年鲁迅在周家新台门与朱安完婚。“六月初六”应当是周家按黄历选定的黄道吉日,但对于鲁迅来说这是受难日。长期以来,这桩婚姻普遍地被看作“封建婚姻”,男女双方被看作“封建婚姻的受害者”,但是,关于婚礼在鲁迅心理上会留下怎样的创伤,却鲜有具体分析。按照《朱安传》的叙述,从1899年3月周家向朱家“出口”(绍兴旧婚俗中的求婚程序)算起,定婚七年之后,婚礼才得以举行。母亲鲁瑞是听到儿子鲁迅在东京娶妻生子的传言,才谎称生病唤鲁迅回国完婚。就是说,鲁迅是被骗回家的。但是,骗他的是自己的母亲,他只能忍受,并且顺从母亲的安排与朱安完婚。鲁迅本来十分厌恶“瞒与骗”,视之为中国“国民性”长期批判,但母亲却在他的终身大事上骗了他。1936年,鲁迅曾写《我要骗人》(收入《且界亭杂文末编》)一文,文章虽然是就中日关系而谈,但他对于“骗人”的理解之中,应当存在着为母亲所骗的记忆。《朱安传》指出鲁迅与鲁瑞“母与子的关系也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理想化”,是有根据的。据黄乔生《八道湾十一号》的考察,鲁迅留下了许多照片,但其中却没有与母亲的合影。在批判中国“吃人”历史的《狂人日记》中,也存在着亲人相吃的悲剧。由此可见,婚礼中鲁迅的痛苦之一,就是对寡母的“爱”与“怨”的冲突。对母亲的爱戴与体谅使他接受母亲的安排与朱安完婚,而在此过程中他又必然怀着委屈与怨恨。而且,婚礼中出现的辫子、小脚问题,对于从东京回来的鲁迅来说,则具有特殊的、恶毒的讽刺性。在明治末年的日本,中国男人的辫子与中国女人的小脚都是愚昧与屈辱的符号。1903年3月,鲁迅在留日一年之后剪去了辫子,并为此拍“断发照”作纪念。同样是在1903年3月,大阪的世界博览会发生了“人类馆事件”,一位身穿中国服装、裹着小脚的女性(主办者说是“台湾人”)被放在会场里展览,引起中国留学生的抗议。此事无疑曾经刺激鲁迅。鲁迅在仙台医专留学时,藤野先生关于裹脚女子脚骨的询问也曾使他为难。在1926年11月所作《范爱农》一文中,鲁迅依然写及自己留日时期对小脚的深恶痛绝。然而,在1906年农历六月初六的婚礼上,鲁迅被迫戴上假辫子,并且在脑后垂着假辫子的情况下看到了朱安的小脚。朱安的小脚无法撑起的大鞋从花轿里掉出来,还酿成了婚礼上的一个“事件”。鲁迅终生对辫子深恶痛绝,多次在文章中批判,婚礼上的假辫子无疑是原因之一。

青年鲁迅的心灵上存在着“创伤性记忆群”,婚礼大概是其中最深的一道伤口。被母亲骗回国,在日本建立的价值观受到嘲弄。因此,他在新婚第二夜就独自睡到书房,婚后二十年间与朱安形同陌路,努力将朱安从自己的生活中抹去。关于这一点,看看鲁迅日记即可明白。朱安在鲁迅日记中绝少出现,而且没有名字,仅仅是作为“妇”或“眷属”。

鲁迅的拒绝本身,表明朱安给他造成了持续的、巨大的痛苦。生活在北京的那15年间,朱安每天都在他身边,他的回避只能在“笔下”完成。在“拒绝”与“面对”的夹缝中,畸形、变态的婚姻生活持续着。《朱安传》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鲁迅与朱安结婚多年而没有孩子,究竟是因为道德上的极端的洁癖,还是有不得已的苦衷,有着外人所无法参透的隐秘的苦痛?”而且,乔丽华由鲁迅的畸形婚姻来解释鲁迅何以能够透彻理解独身者的变态心理,引用了顾颉刚攻击鲁迅“准鳏夫”的话。

参照婚姻悲剧重读鲁迅作品,许多作品会呈现出新的涵义。鲁迅1919年12月4日回到绍兴办理迁居事宜,就夫妻关系而言是回到了朱安身边,12月24日离开绍兴的时候也是带着朱安。然而,滞留绍兴20天的日记中没有朱安,朱安仅仅存在于24日日记的“下午以舟二艘奉母偕三弟及眷属携行李发绍兴”一语中。在取材于此次返乡的小说《故乡》中,叙述者“我”则没有家眷,身份、职业不明。所以,从小说与题材的关系来看,《故乡》是鲁迅回避发妻、塑造“独身自我”、思考“希望”的作品,而这“希望”与朱安给他的“绝望”有关。尤应注意的是散文诗集《野草》。关于该书,鲁迅在《< 野草>英文译本序》(1931年11月作)中有说明,所谓“大抵仅仅是随时的小感想。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了。”结合《野草》的实际情形来看,这种表述并不成立。《野草》中《淡淡的血痕中》《一觉》等篇针砭时局,并非“难于直说”或“措辞就很含糊了”,《颓败线的颤动》写普遍性的伦理问题,更与是否“直说”无关。我认为,鲁迅的说明本身有误导读者、掩盖真相之嫌。从《野草》的创作背景与具体内容能够看到这真相,而这真相之中存在着朱安。1924年5月25日,鲁迅移居西三条胡同,居住至1926年8月26日南下广州。《野草》中的23篇作品即写于此时、此地。当时,鲁迅和母亲、朱安居住于此,另有两位女佣。关于鲁迅家中“太怕人”的阴暗、压抑气氛,《朱安传》引用鲁迅友人荆有麟的文章作了描述,关于鲁迅撰写《野草》中诸文时的状态,则需要我们用想象来补充。西三条寓所的正房共三间,东间住着鲁迅母亲,西间住着朱安,鲁迅住在当中一间后面的“老虎尾巴”里。夜深人静,鲁迅独坐在“老虎尾巴”里对着东墙写作,相连的两个房间里是两位给了他许多痛苦与烦恼的女性。意识到这一点,有助于理解《野草》中的氛围与意象,进而发现其中“潜在的朱安”。《影的告别》曰:“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将此语作为鲁迅在灵魂深处对朱安发出的声音,是符合逻辑的。1923年鲁迅因“兄弟失和”搬出八道湾的时候,就企图摆脱朱安,但未能做到。朱安影子一样随他住到了砖塔胡同,又随他搬到西三条寓所。《我的失恋》一篇,鲁迅自云是“讽刺当时盛行的失恋诗”(《< 野草>英文译本序》),但是,对于处于“无恋”状态、在朱安身边用第一人称“我”写这首打油诗的鲁迅来说,诗歌的内涵不会与他本人的婚姻状态无关。实际上,该诗表现的“我”与“我的所爱”之间的错位、隔膜关系,同样属于鲁迅与朱安。《复仇》一篇中裸着全身、手持利刃、枯站在旷野上无言相对的两个人,可以理解为鲁迅与朱安的喻体——鲁迅用“漠视”之刀对抗畸形婚姻,朱安则还之以无言的“如影随形”。《希望》一篇,则应结合小说《故乡》结尾处对于“希望”的思考来理解。“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纵使寻不到身外的青春,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在这种表述中,鲁迅对自己不幸青春(即朱安的投影)的哀叹一目了然。《野草》之外,写于同一环境中的《伤逝》同样值得注意。《朱安传》告诉我们研究者已经指出《伤逝》女主人公子君身上有朱安的影子。确实,小说中子君“凄惨的神色”,“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的生存状态,也属于朱安。“我终于从她言动上看出,她大概已经认定我是一个忍心的人。”“天气的冷和神情的冷,逼迫我不能在家庭中安身。”——小说中的这种叙述则可以用之于鲁迅本人。《伤逝》和《我的失恋》一样,是从“我”的立场展开叙述,作为叙事者的“我”与作为鲁迅的“我”本来难免重叠在一起。

朱安使鲁迅寂寞、痛苦、绝望,但她是一个善良、自尊、坚韧的人。《朱安传》展示了朱安的善良、自尊、坚韧乃至挣扎。朱安作为那个年代的女性只能从一而终,但随鲁迅离开故乡绍兴、迁居北京之后,鲁迅对她的态度仍无改变。终于,在婆婆的某次寿宴上,她穿戴整齐向亲友下跪,说:“我来周家已许多年,大先生不很理我,但我也不会离开周家,我活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后半生我就是伺奉我的婆母。”对于她这种弱者来说,这就是最激烈的抵抗手段了吧。鲁迅去世后她在西三条的家里设了灵堂,寂寞地守灵,却不准家人以亲戚名义参加上海的鲁迅纪念活动,以免有人看鲁迅的笑话。鲁迅去世后她活了11年,贫病交加中一直努力保持“鲁迅遗孀”的尊严,去世前冷静地安排自己的后事,将衣物分赠亲友。鲁迅曾经赞美在三一八惨案中死伤的刘和珍等人,曰:“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纪念刘和珍君》)我认为,与这三位女子相比,朱安更为“惊心动魄的伟大”。命运把她放在一个生不如死的尴尬位置,她却必须坚强地活下去,那种屈辱的“活”比壮烈的“死”更艰难。可惜,晚年的朱安是鲁迅看不到的。

鲁迅与朱安的婚姻悲剧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悲”。两个差异如此之大的人,实在是无法在一起的。但他们走到一起,于是悲剧发生了。谁错了?谁都没有错。鲁迅没有错,朱安没有错,鲁迅母亲也没有错。都是“封建婚姻制度的牺牲品”——如学者们常说的。不过,说到“牺牲品”,朱安才是彻底的、最大的牺牲品。鲁迅最终带着许广平离开旧家庭,走向新天地开始新生活,拯救了自己,而朱安只能留在西三条,留在“黑暗的闸门”里面。1943年她送走了婆婆,1947年6月29日她本人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人世。在我看来,现在被命名为“鲁迅故居”的西三条鲁迅寓所,命名为“朱安故居”更恰当。鲁迅在这里只住了两年零三个月,而朱安在这里住了23年,终老于此。

鲁迅太伟大,朱安太渺小。所以,尽管他们是结发夫妻,但人们看鲁迅的时候看不到朱安,或者尽量不看朱安。鲁迅去世之后许寿裳编鲁迅年谱要写及朱安,甚至专门给许广平写信说明,请求谅解。1944年10月,因保存鲁迅藏书问题唐弢等人来到西三条,与年迈、贫病交加的朱安商谈,朱安愤怒了,说:“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的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这声音浸透了泪水,饱含着四十多年的悲愤与委屈。但是,这声音最终还是淹没在后来的各种“时代强音”之中。《朱安传》已经指出,在建国后的大概30年中,朱安被排除在鲁迅研究之外,甚至成为禁区。朱安在周家位置尴尬,在后人对鲁迅的叙述中更为尴尬。现在看来,朱安的被漠视、被排斥,证明着“我们”的专断、丑陋、残忍与自欺欺人。值得庆幸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朱安终于“浮出历史地表”,引导人们看到更为真实的历史与更为全面的鲁迅。而且,进入21世纪,“我也是鲁迅的遗物”这一声悲愤的呐喊,成为乔丽华这本《朱安传》的正题。

2016年8月下旬写于寒蝉书房

(本文作者董炳月,为中国鲁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编辑:阿七

相关文章Related

返回栏目>>
地址:西安市曲江新区登高路1388号陕西新华出版传媒大厦A座7层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61120190004
陕公网安备 61011302001015号
陕西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 029-63907152
文化艺术网网上有害信息举报 029-89370002
Copyright 2012-2019 文化艺术网
主管主办: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ICP备1601113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