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0多年前，在一个开满梨花的地方，唐玄宗训练着他的戏曲演员。后来人们在习惯上将戏曲训练场所、剧团称为“梨园”。

我也有一个“梨园”，它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城区靠近汉江边的一个巷子里，这条巷子的独特之处是它能直接通向汉江，因为整个安康城被城墙围住了，只有这里的城墙开了一个门，门的名字叫“水西门”。这个名字刻在我心，不管走到哪里都会思念它。城墙内和城墙外不到十公里的范围内，就是我童年反复徘徊的地方。

我居住的“梨园”其实是江西人于清代在安康修建的会馆，名曰“江西会馆”。为什么修在这里，因为这个地方靠近汉江，汉江又是当时唯一的交通水道。当时江西人在安康的生意一定很兴隆，而且他们坚定地认为这生意会长久地做下去，从他们在异地修建这座如此坚固而庞大的庭院可以推断出来。用“庭院深深深几许”来比喻这座院落一点也不过分。据说，汉剧团是在文革后才搬到这个院子来的，以前汉剧是在鲁班巷内一个大院子里排练。据说那里有一座鲁班庙被一个汉调二黄戏班租下来作为演出场地，鲁班庙对面的院子也很大，是戏班自己买下来的房产，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全部炸毁了。这个地方我无数次听见老师们不无遗憾地描述过，我也很遗憾，但那不是我的梨园。

我的“梨园”在水西门附近。“梨园”的大门非常高大，两扇木门也很厚重。夜晚门房会把长长的木头门栓插在门栓里就算上锁了。大门的四周是高高的白色墙壁，像波浪那样从中间最高处蜿蜒到两边的围墙，然后和围墙一起画一条笔直的线延续到很远的四周。后来我才明白那是徽派建筑。这座院子里的房间多得数不清，也许我并不想去数清楚，因为我希望它永远以混沌的状态保存在脑海里。但我还是可以大概描述房子的样式，就像中国许多古典建筑那样是用木头搭建的。从小我便在里面漫步、奔跑。不经意间身体就会碰到柱子上，偶尔抬起头看见这些木头，并没有觉得它们有什么特别。每一根和每一根的形状都不一样，这些粗细不同的木头似乎在当初商量好了似的，你拉着我的手，我搭在你的肩上，以一种非常美丽的姿势站立着，然后像被人施了魔法似的凝固了。那些最粗的柱子两个人都抱不住呢，这些木头是如何从遥远的大山到这里来的呢？我想一定是从汉江上运来的。童年时，我的脑海里曾为许多事迷惑过。设计这座院子的人艺术审美是极高的，虽然院内分布着大大小小十几座四合院，但每一个院子并不是完全封闭的，都有非常隐秘的通道互相连接。这简直使我太着迷了，真是我们这些孩子们玩耍的天堂。在这些四合院里，穿过一个圆门会看见一个特别大的院子。院子中间的空地大约有二千多平米，我们叫它“大院子”。

“在大院子集合。”这是我经常听见的一句话。

大院子里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讲不完，因为这里住的人最多。这里曾发生过太多故事。几乎每天都此起彼伏地上演着，比舞台上的大戏还精彩。

这个院子有一个通道可以直接到达后台，但在到达后台之前还有一个小院子，哎，这是个多么复杂的地方，假如我仔细描述，恐怕我无法写别的东西了。我们这一批学员从进来的那一刻起就在大院子练功，一天练三趟功，一趟三个小时。一直练了五年之久。大院子两边的厢房住的是已成家的老师们。也就是说我们的一举一动他们随时都可以看见。那时我们女生也住在大院子，因为这个院子的房间很大。我们女生全部住在一个房间。未婚的老师住在小四合院里，小四合院里的房间比较小。

我走进院子许多年以后，也分不清老师门都来自哪里。后来我从他们支离破碎的谈话中，慢慢知道老师们的组成其实是很复杂的。但当时我并没有想去搞清楚这些事，直到因为这本书而采访了很多人，我才第一次搞清楚梨园的由来，搞清楚我的老师们的来历，也清楚了老师们的师傅的师傅的前生往事。当我想到他们时就似乎感觉有许多条河流从远方涓涓流淌过来，明白了他们，还有我，为什么居住在这个院子里的原因。

那时的我幼稚可笑极了，“要是有录像机，把你那时可笑的样子录下来给你看就好了。”惠桂枝老师说。

他们看着我长大，我也看着他们慢慢长大了。

我来这个院子时，一些老师们才20多岁，许多还是未婚。所以我目睹了老师们的恋爱、结婚、生子，还有他们孩子们成长的过程，也看见老师们从英姿勃发到逐步衰老。

“玉梅，陪我吃饭。”胡晓平老师因为失恋常常让我陪她。师姐恋爱拉上我，我也是很多人的电灯泡。

那时，老师们的孩子都很小，有的在我去剧团以后才出生。我经常带老师的孩子玩，后来他们中的几个成为我的挚友。我的师哥师姐都比我大，最大的有10岁之多。所以，我没有同龄人的同学，不是比我大，就是比我小，可以想象我的童年是多么孤独啊。

没有人在意我的存在，也没有人看见我躲在舞台幕帘背后看戏时又笑又哭的样子。更没有人知道我蜷缩在舞台地下室里，透过木板的小孔专注地看戏。那种演员们在我头上急匆匆跑过的滋味，至今难忘。有时演员的一个跟头翻过来会重重地砸在我头顶的木板上，而锣鼓的声音真是震撼极了，令我非常紧张。

那时剧团的人喜欢在晚上开会，有时为角色而争吵，有时为涨工资而争吵。有时批判人，有时也有人泪流满面地读检讨书，而我常常坚持不到最后就睡着了。

那些岁月，我没事就躺在剧场观众席的座椅上看书，夏天里就整晚睡在舞台的地毯上。我熟悉剧场每一段时光里的味道，熟悉院子里最隐秘的角落，所以捉迷藏时他们永远找不到我。

剧团的会议室，是一处值得回忆的地方，这里曾经发生过很多政治上的重大事件。也有过许多艺术上的重要时刻。比如我在这里亲眼看见陈伯华精彩的表演。

那是一个长方形的平房，当你从大门进来，穿越许多四合院一直走到尽头时，便会看见一个大院子（这是第二个大院子）。这里靠近剧场。这个院子有一条路通向舞台的侧面，直接上舞台。这个院子的最后有一座被烧毁的楼房，叫档案大楼。夜晚挺吓人的。但那时我们不怕，经常爬上残垣断壁去捉麻雀。20世纪80年代这栋楼被拆除了，并在原地建了一栋楼。老师们住在一楼的套间，年轻人住在楼上的单间。

我去剧团的时候，很多旧社会的艺人还活着，他们满脸皱纹，笨拙的身体独自出入，他们大都过着独身生活，据说旧社会没人嫁给艺人。但他们都生怀绝技。有时排一个场面大、人物多的戏，便会邀请老艺人登台出演，幼小的我还分辨不出他们演出水平的精湛程度，但从老师们目不转睛站在舞台两侧专注的神情，便判断他们的演出一定是精彩的。

那是在1972年，我看过最老的艺人陈培基演《红松岩》里的一个老红军，背着背篓，嗓子哑了，但却唱得非常好听，他在舞台上的样子感人至深。还看过他在话剧《槐树庄》里演一个老地主，演到骨子里去了。他那句普通话“今儿几儿了？”至今还在耳边。他瘦高个，满脸麻子。住在第一个四合院右边的小屋里，有一次我去他房间，他要拉开抽屉给我取吃的，由于他双手发抖控制不住，结果把整个抽屉都拉出来了，东西掉了一地。文革中他被人装在袋子里用棍子打，可惜在我着手这本书时，到处问人，没有几个人知道他的过去。

还有一个老艺人，身材瘦小，名叫左玉贵。他住在“梨园”最偏僻的角落，听说他过去演旦角，可惜那个年代不让男人演女人，他总在后台忙，摆弄鞋子、帽子、道具，有时他亲自制作一些舞台上用的草帽、框子、杯子什么的。他住的地方像个垃圾堆。堆满乱七八糟的东西。

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我都是剧团最小的一个，直到82年剧团招收一批新学员，但这批学员在外面单独训练，不住在剧团。第二年安康发大水，这批学员又去西安培训。长期以来我被老师们、同学们宠爱着长大。我的师哥没事就背我在院子里转来转去。这位背我的师哥毕业后改行去工厂工作，由于不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心情抑郁30岁就去世了。我哭得死去活来。这是我第一次面对死亡。

那时，很多老艺人相继去世，灵堂就设在院子里。我从小就和老师们一起坐在院子里做花圈。我参加过无数次追悼会，也喜欢剧团里的悼念会，因为热闹好玩，有很多吃的，冬天还有木炭火，老师们围坐在一起唱戏，太有意思了。

这个院子就像象牙塔，我在这里生活了20年，对外面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那时我对世界的认识全部是从小说里得来的。

这个院子曾经是我的全部。我在这里长大、恋爱、结婚、生子。养成了我骄傲的个性和随性所欲、无拘无束的做派。

我在梨园住过四个屋子，第二个屋子是小四合院的深处，常在梦里出现，我最怀念的是最后住过的屋子，这个屋子门前有一个小院子，窗外有一棵很高的棕树。屋里有一个书架，上面密密麻麻都是我喜欢的书。还有我的二胡，我的吉他。那天还有人谈起夏日里我坐在院子里弹吉他的往事。梨园拆除时我在遥远的南方，屋子里的东西便不知去向了。

记得那些慵懒的时光。早晨点名，我躺在被窝里答应一声，然后懒洋洋起床，披头散发拿一把二胡去排练。生活在院子，排戏也在院子。这里是舞台背后的作坊，是酝酿创作的地方。是巨大的后台，是作品的生产和研发之所。直到现在我依然认为这是艺术家们最适合的生活方式。

那时，我如饥似渴地读一切拿到手的书，13岁看红楼梦，我的世界里只有演出和音乐，再就是小说。

在那个时期，许多人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我，最早影响我的是大姐夫，他送给我一本字典。从此我开始学习查字典看书。进剧团时姐夫才20多岁，那时他已经很少演出，开始写剧本了。我去的第二年姐夫就写出了一部大型汉剧《红松岩》，1972年剧团带着这部戏去西安参加戏剧调演。那是我第一次去西安。姐夫在和大姐结婚前很喜欢院子里的孩子们，我们都叫他“大官”。后来他身边开始围绕着一些文人，这让姐夫与众不同。我也因此备受影响。比如他的朋友党永庵对我的影响就很大，他常给我讲艺术家的故事，讲诗歌小说，也常带一些外国小说给我。他从西安音乐学院毕业分配到安康日报。他的专业是小提琴，但他却改行写诗歌。在我17岁那年，他介绍我去西安音乐学院跟鲁日融学习二胡。因此我的二胡演奏有了质的飞跃。

我迷恋自己的生活，日日夜夜沉醉在艺术中，这样整整过了20年。在这20年里剧团也创造了一段非常辉煌的成就。我以为那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没想到1992年初就散了，而且是在剧团参加中国第二届艺术节获奖后，在最辉煌的高处，嘎然而止的。如同烟火那样，灿烂地燃烧又忽然熄灭。这时，我的生命朝气磅礴，艺术上开始崭露头脚，但又不得不放弃一切，不得不远离他乡自谋生路。过一种陌生的生活，未来一片茫然。

一去就是13年。当我在海南岛公司里不会写营销计划，不会写委托书，看不懂财务表，算不清利润时，我发现过去的生命白白浪费了。那些从童年起就拼命练习的东西是多么可笑，在现实商业社会完全没有任何用处。

算来，我是幸运的了，老师们大部分以卖煎饼、织毛衣为生。

我们曾经是被作为工具而训练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某种需求而存在的。并且，这种技艺要求极高，必须从童年开始培养，所谓童子功。这是一种固定模式，所谓程式。这个模式把每一个人变成零件，为一个巨大的团体所用。假如这个团体解散了，这些小零件单独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既然选择了我，为何要抛弃我？”每一个早晨，起床那一刻，我都想辞职。

当我在南方公司里陷入无休止的争斗而深感疲惫不堪时，方知那个梨园的可贵。而在那个梨园的工作，也许是世界上最富有人性化的工作。那里是艺术家的乐园。

遗憾的是，当我从大商场总经理的位置辞职回来寻找我的梨园梦时，它消失了。连同许多我热爱的人们一起消失了。尤其是杨明灿老师，我们没有告别就永世不能相见了。这种遗憾是无法弥补的。昔日的剧团还维持着，但就像一个失魂落魄的人，变得暗淡无光了。

梨园被拆以后，建起了四座大楼。两栋楼卖给别的单位，另两栋剧团职工住。四栋楼中间开出一条街道，街道上车水马龙川流不息，就这样，一个生机盎然的梨园被活活地掩埋到地下了。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我曾经带走的六岁儿子，现在已经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了。在他的成长记忆里没有这个院子。这是我的根，却不是儿子的根，这让我伤痛不已。我的人生被撕成两半。

当我在市场上打拼了十几年以后，发现内心像是被强盗抢劫过一样空空荡荡。曾无数次在海边追忆我的似水年华，寻找生命的意义。不止一次地问过自己，我是谁？我要向哪里去？我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变得无精打采，孤独恐惧占据我的每一个早晨。我意识到我需要改变，需要力量。我试图用各种方式消除孤独感，结果都失败了。有一次我醉酒回家，躺在楼下的草地上睡了一夜。凌晨醒来看见浩瀚天空的灿烂繁星，止不住泪流满面。

回望自己的过去，回望那颗遥远的心，慢慢地，我从回忆中得到充盈，我的原力开始恢复。“回到故乡。”一个声音从内心响起。

回来已经十年了，有过一段艰难的过程，哭过，恨过。这条路走不通就换一条路走，总之就是要搞汉剧。“你好像是着魔了。”师姐师哥不止一次地说。我不怕挫折，顽强得让他们吃惊。我以自己的方式，坚韧不懈地开始了汉剧的救赎之路。在拯救汉剧的过程中也拯救了自己。

虽然没有能力去建设一座当年的梨园，但我可以用另一种形式让它永存，给那些盈盈绕绕的灵魂一个居所。给我去世的老师们一个交代，也给我的青春一个祭奠。在我着手寻找那些往事时，发现他们如同散落在角落里的残片、尘埃，当你用力去抓时，它便消失了。又如同失落在空气中的魂魄，能感觉到，但摸不到。寻找没有路线图，没有明确的目的，唯一可以依靠的是灵魂的温度。

采访持续了5年，许多次因为身体的原因停了下来，许多路途遥远的地方没有去，有的人没去寻。尤其是关中地区的二黄，我没有亲自去采访，留下许多遗憾。由于不知道他们居住的地方，无从查找。但这不是理由，如果用心一定可以寻访到当年的目击者。这些遗憾希望以后再弥补。还需要解释的是由于出版社的原因，一些采访的稿子被删除，一些文字被删除，这也是很痛心的事，但我个人深感无能为力。

通过采访，我弄清楚了许多迷惑不解的事。比如包括汉调二黄的流传线路，各大流派汇集安康的过程，以及各流派的主要人物，旧社会艺人的生存状况。每次采访艺人后，内心都很久不能平静。我不忍目睹艺人们的彻腹之痛，深情处的哽咽难言，有时流泪，有时兴奋。我默默心疼，流泪不止。当回家写采访稿时，还要再痛苦一次，再流泪一次。有的艺人在舞台上千姿百态、仪态万方，但他们一旦回到生活中却沉默寡语，甚至像孩子一样单纯。他们是舞台上的英雄，舞台下的弱者啊。他们不擅长表述，在采访中，为说明一件事往往太纠缠细节而缺少逻辑，令圈外人听起来很吃力，根本摸不着头绪。有的艺人因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情绪波动很大，从而拒绝采访。有的艺人见到陌生人就会变得谨慎起来，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使采访变得价值甚微。有的艺人体弱多病，我需要慢慢等待，很久才能去拜访一次。

总之，采访的过程漫长而艰辛，太多故事就不一一赘述了。

顿首。

在此特别感谢：

感谢被采访的老师们，他们不顾身体疼痛，气喘吁吁也要坚持讲述完整，这一切都激励我完成此任务。

感谢陕西省委宣传部、安康市委宣传部对一位新人的鼓励和支持。

感谢安康市文化文物广播电视局对本书的支持。

感谢柳庆康老师为我推荐的出版社。

感谢周邦基老师坚持不懈地鼓励我。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李宗泽先生为我这本书提出的许许多多建议。

感谢蔡晓林对我写此书的鼓励和建议。

感谢郭东升、刘存龙、冯茂榕三个小伙伴。前两位陪我去汉中、后一位陪我去平利采访。当我在外地写作需要资料时，刘存龙以最快的速度帮我查找资料。在我每一次生病的时侯，他们帮助我做了许多琐碎的工作。郭东升、刘存龙帮我整理文字，他们都是80后、90后，但他们对家乡汉调二黄的挚爱之情，深深地打动了我，鞭策着我。

感谢陕西旅游出版社看重我的项目。感谢编辑韩舒、张婧熬夜加班为我所付出的一切。

（备注：文章内图片来自网络）

编辑：金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