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文人精神的剧作《李白在长安》

发布时间:   作者:甄亮  来源:文化艺术网-文化艺术报


西安秦腔剧院易俗社根据阿莹剧作《李白在长安》排演的大型秦腔历史剧《李白长安行》于2019年6月30日在西安易俗大剧院首演 北大荒/摄


  阿莹是一位勤奋多产且涉猎广泛的作家,他的散文情致浓才气高,仅《大秦之道》散文集一版再版。不仅如此,他的剧作起点也高,如原创音乐剧《米脂婆姨绥德汉》就连获国家文华大奖、中国戏剧奖和曹禺剧本文学奖等殊荣。他的新剧作《李白在长安》又以不同寻常的艺术手法,浓墨重彩塑造出具有人文精神+文人精神双重思想意蕴和真善美价值取向的李白艺术形象。
 
  从小我走向大我的李白 
  在所有描写李白的艺术作品中,似乎李白给人的印象就是藐视权贵恃才傲物,他既没有像司马迁那样忍辱负重使命担当,也没有像诸葛亮那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更没有像杜甫那样忧国忧民忠君报国。然而在剧作《李白在长安》中的李白文人形象有所“刷新”。这个“刷新”就体现在考量中国文人“本色”标准上——是为“小我”活着,还是为“大我”牺牲“小我”。说到文人,在《尚书·文侯之命》中“追孝于前文人”的“文人”是指有美好品德的先祖。到了汉代才有了专为朝廷工作的“宫廷文人”。舞台剧《李白在长安》中李白的理想就是当个为朝廷干大事有作为的人、而不屑做一个伴帝王玩乐的庸人。难能可贵的是《李白在长安》中的李白突出表现了文人之“道”——文人的担当精神!如李白敢于当庭“指责”唐明皇“书禁政策”有悖于大唐开放精神,他请求唐明皇:开放书禁,畅通西域。为此,当李白受到奸臣李林甫构陷“违禁私传史书”欲加之罪时,李白针锋相对据理辩驳,并言语批评唐明皇用人不当致使身边人欺上瞒下祸乱朝纲的“过失”,这些超乎寻常的举动凸显李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文人精神!释放出剧中人李白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担当可以不顾自己生命的正能量——这正是《李白在长安》剧作最大的亮点! 
  关于“书禁”是指《中国通史》中记载当年的金城公主向唐玄宗求赠《五经》遭到拒绝的事,这是编剧钻研历史的细微发现。《李白在长安》剧中的李白将史书给西域人看并提出改变“书禁”的建议,得到唐玄宗的赞同并及时“改正”。这个情节的“设置”是“刷新”李白形象的神来之笔。 
  由该剧联想到当今现实生活的一些文人,追捧“个性自由”有余,而文人应有的担当精神缺失。网上评论文章说,“当代文人的修养,走到了人性的谷底。他们玩尽了假、大、空、狂、躁、霸的忽悠表演之后,开始冲破人性底线,冠冕堂皇地把‘名利’作为人生最高目标;改革开放时期,文人在春天里不是耕作,而是被经济大潮冲昏了头脑,西方的垃圾文化,蜂拥而来”,文人们自由的物欲横流,以至于民族精神文人精神萎靡不振。看来,舞台剧《李白在长安》的问世,乃是“好雨知时节”的“即时剧”啊!
 
  坚信情大于皇权的李白 
  剧作家汤显祖认为:“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舞台剧《李白在长安》就将传统“文人趣味”的诗情画意创造性地转化、创新性地升华为由诗人李白“导演”的、通过戏剧行为呈现的“情大于皇权”的戏剧情境——这是该剧使人耳目一新的艺术特点。 
  好像在人们的记忆中,写李白的艺术作品,几乎没有关联到民间疾苦,即使有“苦难人”出现,也往往被李白似醉非醉旁若无人唯我独尊的张扬气氛所遮蔽。值得点赞的是《李白在长安》剧中的李白鲜见高调的抒发——“人民性”情怀:一改李白“酒仙”形象、出手勇救“才子佳人”新科进士薛仁与梨园乐女花燕,李白这种“革命行动”显现出人文主义意味的大丈夫气。剧中写到:在金碧辉煌威仪四方的宫廷,在为唐明皇表演乐舞的场合,正在翩翩起舞的梨园乐女花燕与应诏殿试的新科进士薛仁一对有情人在宫廷会面,情不自禁俩人当众“眉目传情”被唐明皇发现后惩戒:新科进士薛仁被收监、梨园乐女花燕被宫禁。当晚,李白独自饮酒惆怅时,梨园乐女花燕装扮成太监闯入李白所在翰林院,请求李白搭救心上人薛仁。这时唐明皇身边的宦官高力士来到现场,发现与李白在一起的梨园乐女花燕,高力士正好借加害花燕以发泄被迫给李白“脱靴之辱”的怨恨。情急之下,李白挺身而出为梨园乐女花燕开脱说: 
  高公公,息怒,息怒…… 
  李白唱道:“人至情,心至爱,谁心酸?谁人怜?上辈修得枝连理,今世应结并蒂莲……” 
  高力士迫于唐明皇和杨贵妃对李白的“高看一眼”,无奈地佞笑……哼,那你就到万岁那儿去诡辩吧,你我宫殿上见! 
  高力士狐假虎威咄咄逼人的气势与李白以压缩自己生存空间为代价来解救薛仁和花燕的行为形成对比,强化了李白在勇救薛仁和花燕这出戏中所表现出“情大于皇权”的舞台形象。 
  《李白在长安》剧中的李白在亲情、友情、同情、世情、真情等等“世总为情”的煎熬中“觉悟”——不屑于被帝王“玩意儿”似的“供奉”,他感叹自己的一腔热血无处洒,远大抱负无处施。自吟道: 
  “我以为仕途坦荡上金殿,却未料翰林待昭梦难圆。想不到满腹经纶胸中缠,只能在清平调里舞翩跹。却为何呀却为何?今日遭禁在宫墙。青砖高耸应醒悟,人生路上多思量。一杯浊酒纵不悔,二杯浊酒志轩昂。三杯浊酒吾心安,四杯浊酒壮河山!天生我材必有用,且看明日诗灿烂。从此大唐我独唱,歌声飘扬荡八方……” 
  于是,李白要把“世总为情”的大我情怀视为座右铭做到极致:他向唐明皇请辞“翰林院供奉一职”,要特立独行地走向—— 
  “江河湖海天涯路,走出翰林心壮阔。请君为我侧耳听,鲲鹏展翅越天河。” 
  这样一来,李白的“情生诗歌”就在人文精神+文人精神引领下生发出气势磅礴的万千气象。
 
  平民视角的文人戏即时剧 
  《李白在长安》是“文人戏”,却那么“平民化”,剧中人李白和皇帝都那么“平易近人”。该剧似乎实现了“文人戏”与“民间戏”结伴而行。事实上,历史上那么多的无奈文人“迫不得已”与民间戏曲人为伍,以文人身份“入乡随俗”地编演戏剧,实际上那是文人以免落入“曲高和寡”连自己生存饭碗都保不住的尴尬境地。 
  《李白在长安》也是“情境剧”。该剧在不经意间营造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论做学问的三种境界:李白满怀期待应诏入职“翰林院供奉”,自信满满“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李白不甘御用文人,供奉皇帝把玩,顷刻失意,惆怅不已“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李白不蹚污浊“浑水”,要为真情大我所生,辞职回归民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李白在长安》更是“即时剧”。时至今日比李白学历高的人多得是,特别是那些被时代造就高抬的当代文人,比传统文人在物质、社会地位和话语权上不知优越多少,但是,当代文人在形象上却比传统文人“苍白”,在精神上比传统文人“贫困”。其中的得与失,我们从剧作《李白在长安》中可以体味领悟到真谛。


编辑:慕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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