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军生给《王力古汉语字典》挑错的部分记录

古汉语民间学者屈军生

一方是下岗职工自学成才的古汉语民间学者，一方是整理古籍、出版学术著作的权威出版社中华书局，因为文字挑错产生了联系。近日，热心读者屈军生向文化艺术报反映，自己经过多年钻研积累，在古代汉语方面具有权威影响的《王力古汉语字典》中，发现了61处讹误。

他给《王力古汉语字典》挑错 受到当事编辑认可

屈军生告诉记者，自己是陕西乾县商业系统的一名下岗职工，此前以卖菠菜、贩西瓜、烤红薯、摆旧书摊等方式谋生，平素喜好古典诗词楹联。一次偶然机会他在旧书摊上看到《王力古汉语字典》《幼学琼林》等书爱上了古代汉语，后来通过楹联函授学习，积累了大量丰富的古文知识。由于深厚的古文功底受到圈内认可，他被众多学界前辈视为古代汉语的民间学者。目前，他已经兼职为两部古籍文献做过校对工作。此前，他曾给中华书局出版的《梦溪笔谈》挑错，而中华书局的朱兆虎先生在代点校者金良年先生的回信中，也肯定了他指出的多处错误，并特意说明：“除重印时请书局予以纠正外，特向你致歉，并表示感谢。”

提起给《王力古汉语字典》挑错的事儿，屈军生向记者道出了原委：“我在使用《王力古汉语字典》查字时，发现了字典里所出现的内容与我所学习掌握的知识点有出入，我就这些知识点，重新查找到原始出处再学习了一遍，终于确定了字典真正存在着这些差错，我就随手记录了下来，后来越记越多。”屈军生说，他认为，在对待严肃的学术问题探讨时，人人平等。即便是最权威的专家用心血编撰的工具书，都会存在差错。因此我们在学习使用时，也要提高警惕，要追溯原始出处，再进行考查、学习，而不该被专家的一时疏忽而误导我们正常的学习，再犯不该犯的错误。

记者看到，屈军生手头拿的是中华书局2000年6月发行的第1版1印的版本。“《王力古汉语字典》从这个字典公开发行开始，我就购买使用到如今。在使用过程中，就开始为字典挑错。”屈军生所列出的该字典的具体错误，据不完全统计有61处，大致分为八种类型：①出现别字，如在397页中把“獼猴”误作“獮猴”；②繁简字混用，如43页中把“南涼”作“南凉”；③把人名引错的，如26页中，把“季路”作“子路”；④把文章名引错的，如876页中，把《史记刺客列传》误作《史记游侠列传》；⑤不同文乱用的，如1272页中，把“願”字误作“愿”字；⑥漏标人名专用号的（名下短黑线）；⑦漏标书名专用号的（单波纹短细黑曲线）；⑧解释有误的，如1016页中的关于“臘”字的第四条解释。

屈军生在发现《王力古汉语字典》中诸多错误后，曾写信给中华书局语言文字编辑室。也曾与该字典的责编刘尚慈先生以及编者曹先擢先生（已故）多次通信联系。曹先擢先生生前在肯定屈军生指出的众多讹误之后，对此非常关切，还通过自己的工作单位——北京大学，把这些修订意见转呈给中华书局语言文字编辑室。

学者声音：图书差错多，应修订再版而非重印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研究生导师、文学研究所所长霍有明教授对王力先生古代汉语相关作品印象深刻。霍有明在上小学时就看过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后来考研究生时，看的也是这本著作。对于《王力古汉语字典》是否需要修订一事，霍有明告诉记者，一些重要的学术著作出现类似的讹误，有时候并不是编辑人员的疏漏，而是在排版印刷过程中导致的错误。此外，他观点鲜明地指出：如果字典中的错误并不是很多的话，再次印刷的时候可以加上一个勘误表；但如果真的存在非常多的纰漏，就应该及时更正，因为毕竟这是一部权威性较高的工具书，及时修订以免误人子弟，而不应该是重复印刷。

屈军生指出的众多讹误之处，能否在再次修订的时候被囊括进《王力古汉语字典》呢？对此，记者采访了该部字典的出版单位——中华书局。中华书局语言文字编辑室一位侯姓工作人员称：自己记不清近一年来是否有读者提出过修订意见，《王力古汉语字典》每年都在修订。该工作人员在强调了一句“版本问题和有没有修改是两回事”后，随即挂断了电话。记者发现，在2017年出版的《王力古汉语字典》中，屈军生指出的多达61处的讹误并未得到修改。“每年都在修订”的《王力古汉语字典》，依然错漏颇多。

在《王力古汉语字典》的后记中，编写组曾作出说明，王力先生在着手撰写古汉语字典时，已是84岁的高龄，在撰写过程中，他逐渐感到体质和精力在不断下降。因此，该部字典的主编为王力先生，而编著者系王力先生的学生，均为当代语言学界和辞书学界的知名学者。

在编写后记中，编写组写道：“限于水平难以完全达到王先生原来预期的要求，疏误之处在所难免，敬祈学术界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希望再版时能不断订正。”一部费尽心力的古汉语字典能够有机会“再版时能不断订正”吗？事实上，这句自谦之词在屈军生看来隐含着颇多无奈：“作为一个兼职的古籍校对人员，我的理解是，目前寻找一个能够胜任古籍校对、出活又快又准的人，实在是太难了。在提到校对稿酬时，行业内很多人都会难以启齿——校对古籍最低的稿酬是千字/3元，最高的稿酬也只不过是千字/30元，而且要在书籍正式出版之后，才能支付校对费用。”

数字化整理平台是古籍出版的未来吗？

与古籍文献人工校对人才奇缺的窘况相对应的是，网上招募人员的数字化整理平台日渐风生水起。记者梳理资料发现，2019年1月10日，《人民日报》曾刊文《中华书局搭建数字化整理平台，招募社会力量》。该报道称，2018年3月，中华书局发出了第一份启事，招募在线审校人员。短短一个月，1500多人报名，经过试用考核，最终留下900多人。这其中有在校大学生、出版社编辑、律师、教师等，遍布全国各地，甚至远在德国、俄罗斯、泰国的中国留学生也申请成为审校者。

数字化整理平台的具体运作流程是：入选者会领到一个专业古籍整理网站籍合网的账号，在线接受任务。中华书局将底本——即内容最全、错误最少的作为校勘的基本依据的古籍图片与文档——通过网络发给审校者，后者对照底本，逐字逐句审阅，遇到错讹，直接在平台上修改，书局编辑借助平台版本对比功能来查看审校者的修改记录，判断修改内容是否合格。

数字化整理平台的优势在于，能够利用数字技术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古籍整理，使这一专业性极强的工作在向更广泛的人群开放的同时，也使古籍整理的效率大幅提高。按照中华书局的设想，未来古籍整理出版的全部流程都可以在网络上实现。整理一部古籍，首先扫描底本，系统自动识别文字，经人工检查后，将电子文本上传至平台；编辑把电子文本分成若干任务包，在平台上发布；整理者申领任务，利用平台提供的自动校勘、标点系统，初步整理后，人工修正错误并提交稿件；最后，编辑在线审稿、加工，然后自动排版，实现纸质版、电子版同步出版。

数字化整理平台的梦想，是否能够照进古籍整理窘境的现实？近20年未曾出过修订版的《王力古汉语字典》，或许会是一个风向标，一块试金石。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在学术研究上，理应摒弃官方与民间的人为鸿沟，让民间的爱好者、研究者也能参与到权威典籍的勘校中，因为对学问的探讨和研究，人人都有权利。

一部字典的生命力，是唯我独尊，还是兼容并蓄，这关乎一部字典的权威，也关乎前辈编者的尊严。

文化艺术报记者 魏韬

《王力古汉语字典》

本书于200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主编为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编著者系王力先生的学生，均为当代语言学界和辞书学界的知名学者。王力先生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设计了理想字典的模式，酝酿了40多年，于1984年才着手编写。全书收字一万多个，其义项的设立独具特色：本字典努力厘清一词多义之间引申发展的轨迹和线索，在释义中努力表现出词义的时代特点，并将僻义或文献传注中不可靠的义项列入备考。

本书曾荣获第五届国家图书奖、第四届国家辞书奖一等奖等荣誉。

王力

（1900.8.10—1986.5.3）

字了一，广西博白县人。中国语言学家、教育家、翻译家、散文家、诗人，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1926年考进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1927年赴法国巴黎大学留学；1954年调北京大学任教授；1956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王力一直从事语言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为发展中国语言科学、培养语言学专门人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在语言学方面的专著有40多种，论文近200篇，共1000余万字，内容几乎涉及语言学各个领域，且许多具有开创性。其代表作有《中国音韵学》《中国现代语法》等等。

编辑：张瑞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