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文川:藏书票,藏书者的气质名片

发布时间:   作者:魏韬  来源:文化艺术网-文化艺术报

文化艺术网-文化艺术报讯 藏书票,是贴在书的首页或扉页上带有藏书者姓名的小版画。和藏书章一样,是用来标识藏书归属的。藏书票一般是边长5-10厘米见方的版画作品,多贴在书的首页或扉页上,上面除了主图案外,还要有藏书者的姓名或别号、斋名等,国际上通行在票上写上拉丁文Ex-Libris,意为“我的藏书”。藏书票艺术起源于15世纪下半叶的欧洲,至20世纪发展为繁盛时期,大约在20世纪20年代传入中国。早期藏书票基本为木板刻制,发展到今天,已出现手绘、剪纸、印刷,甚至于电子藏书票等多种形式。

华灯初上,煮上一壶香茗,在逼仄却温馨的书房里缓缓摊开一册册藏书票,游弋于这些藏书票背后的故事中,这是收藏家崔文川先生一天中最感惬意的美好时光。

从孩童时期收藏火花开始,到喜爱上收集藏书票,几十年时间里,他收藏的藏书票已多达万枚以上。“我坚信的一个观点是‘一万小时定律’———哪怕是收破烂,你能坚持十年的话就一定会有成就。我们开始收藏的都是不值钱的藏品,不会考虑经济利益。在纷杂的世俗世界之外,能拥有另一个内心丰富的精神世界,每天翻看着自己的藏书票,我很享受这种精神愉悦。”

走进崔文川先生的书房,一面书柜的背面挂满了形式各异的藏书票,而这还只是他众多藏品中的一小部分。或大或小的藏书票上均写着拉丁文“EX—LIBRIS”,意思是“我的藏书票”。5-10厘米见方的版画作品上,除了主图之外,还标有藏书者的姓名、斋名等,贴在私人藏书的扉页上,藏书票的功用便显露无遗了。

普及藏书票任重而道远

“版画珍珠”“纸上宝石”,这是收藏家们对于藏书票的美誉。追溯藏书票的历史,还有着一段饶有意趣的故事。“中国的线装书适合签印,而西方最早精装本的书更适合贴藏书票。1450年出现了世界上第一枚藏书票,此后风靡欧洲,随后才东进影响到日本,进而传播到中国。我们中国最早的藏书票是《京张铁路摄影集》里贴的关祖章的藏书票,关祖章是庚子赔款的留学生,后来协助詹天佑修筑京张铁路,于是就有了《京张铁路摄影集》的藏书票——这是现今考证中国最早的个人藏书票。”崔文川先生介绍说。

“藏书票是版画,但版画不一定是藏书票。”崔文川这句拗口的解释仿佛是藏书票的一张“出生证明”。事实上,欧洲最早的藏书票正是用木板刻制的,因此,藏书票可谓是版画创作的一个分支。但制作耗时的版画技艺,也成为藏书票难以推广的一大缘由。“藏书票在中国推广不起来,现状仍然是属于比较小众的艺术品和收藏品。原因大概可以这样解释:艺术家做一枚藏书票要付出很多心血,但是如果价格太低他不情愿;如果价格太高的话,读者又会承受不起,因为没有人愿意在一本几十元的书上,贴一枚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的藏书票,这样双方在心理上就有一个很大的落差。”

几年前,崔文川曾做过一本名为《东方藏书票》的杂志,因为“中国目前还没有一本专门、专业的藏书票收藏杂志”,他想以自己绵薄之力推广藏书票。2002年,他还开过藏书票博物馆,令人惋惜的是,这些努力对于推广藏书票收效甚微,“博物馆不挣钱,所以就只能关停了”。这些经历让他意识到,与收藏相比,中国目前在普及藏书票方面任重道远:“国外有一个完整的收藏家的群体和体系,但中国没有专业收藏藏书票的,收藏家是由艺术家们兼职——自己做的藏书票,自己再收藏起来。”

“先普及,再推广,然后传播。我做的工作就是普及,先让人们知道藏书票这个东西,然后才有可能去做藏书票。”这是崔文川目前马不停蹄地在做的一项工作,贴在扉页上的这幅小版画,在他看来,似乎于暗夜中透射出了晨曦的光亮。崔文川现在将“通用藏书票”作为自己远大征程中的第一步:用手绘加电脑的方式制作藏书票,再以数码的方式印出来,又快速又廉价,500块钱一百张藏书票,具备藏书票的所有价值。事实上,藏书票现在仍具有实用价值,只是部分衍变成独立的艺术品。在国外,书店会出售整盒的印刷藏书票,几十块钱一盒,以此满足一般读者对于藏书票的兴趣。

每一枚藏书票背后都有故事

“藏书票有它自己的属性,上面有拉丁文,这表明它和票主一定是有契合的。什么样的人喜欢什么样的书,要有一定的关联性。”几天前,崔文川刚刚给一些作家、教授制作了几套订制藏书票。通常做一枚藏书票会很耗时间,有时半天就做好了,有时却需要构思一个星期。

崔文川在做藏书票的时候,一定要和票主沟通,对票主有深入的了解,才能恰如其分地将票主的气质显现于藏书票中。给票主做藏书票,所做出的藏书票正是票主所希望呈现的东西,对他而言,这是最高的褒扬。他为作家韩石山的新作《边将》做的藏书票,背景是长城,战马嘶鸣,将军手握战旗的暗红色剪影,让人血脉贲张;青年学者熊培云的藏书票,则是中国的山水画背景中瘦马钢枪踽踽而行的骑士堂吉诃德;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的藏书票,创作时选的主图是法学女神,拿着剑与天秤,背后是长城,追求法律公正,意旨弘远深邃。

很多年前,一位法国的藏书票爱好者在一本收藏册中无意中看到了崔文川做的一枚藏书票,喜爱之情溢于言表,当下不远万里来到西安请教交流。临别,送给崔文川一本藏书票杂志,上面写着这样一句话:印刷藏书票,渊源于中国。

采访快到尾声时,崔文川翻着一册册落满灰尘的藏书票,像是在回答,又像是在喃喃自语:“很多人说我这些东西是一堆垃圾,说我像个收破烂的一样。他们问我勤勤恳恳这么多年,会不会无聊?怎么可能无聊呢,我每天翻着我的藏书票,重温那些温情的故事,这才是生活。”

文化艺术报记者 魏韬




编辑:思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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