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因为诺贝尔文学奖取消，再没有媒体密切盯着阎连科。但他这几个月，依然忙得不可开交，几个月来没在北京的家里待到超过一个礼拜。12月23日下午，我们的记者在人民大学采访了阎连科，这个采访的原定时间是两个月前，但他一直因为杂事缠身，中途写电邮告知：要不采访还是算了，反正文学是个冷小的东西，尤其是我的。
阎连科，1958年出生于河南洛阳嵩县田湖瑶沟，毕业于河南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当代作家。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香港科技大学高等研究院冼为坚中国文化教授。出版有《丁庄梦》《风雅颂》《四书》《炸裂志》等作品。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二十几种文字。他被称为继莫言后最接近诺奖的中国作家，也被称为“最有争议的中国作家”。
不管走到哪里，阎连科都是明星一般的存在。他去世界各地的文学节、书展，经常被安排压轴出场。在德国，有三四十位当地读者拿着刚印出来的阎连科照片排队要他签名。尽管没有人拿着书，而且他们签完名走了，并没有坐下来听他讲。
阎连科的英国经纪人几乎每天往他邮箱里发电邮，告知他哪本书销量如何，又有哪个大咖评论家写了文章。完全不懂英文的阎连科在这方面非常粗疏，他对自己的出版，不太关心用了什么封面，腰封上写了什么话，他也不在乎书里是不是有错字，交出去的稿子从来不自己校对。他说自己反正是一个经常写错字的人。他甚至也不关国内、国外对他的评价。海外来信一般是他儿子帮忙回复，对方来三封，他可能才让儿子回一封。经纪人告知他国外有负面评价，他说负面就负面吧。
2018年12月9日，阎连科凭《田湖的孩子》入选2018年《收获》文学排行榜，获非虚构类第二名。
再比如，前阵子香港媒体上一篇题为《海边的阎连科：来香港教书是一种逃离》的文章，从标题就把读者导向了某种政治化的理解。逃离什么？阎连科笑着对我说，逃离雾霾和饭局嘛。他说去香港讲课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讲课要花很多时间，一周三节课，所以很多内地作家不愿意去，他就觉得其他人不愿意，那我去吧。香港的环境好，生活也很规律，一切讲规矩，不像在北京有没完没了的应酬。
过度的符号化，让阎连科变成了陌生人。他受益于这样的符号化，也为这样的符号化所伤。
符号化之外，阎连科最近有一件更具体琐碎的苦恼。采访完的第三天，他发来短信：
但年届六十的阎连科，已经彻底放飞自我。关于新作《心经》，他说都不准备出版，打算自己印几本私底下送送朋友。放飞自我的同时，阎连科也已经到了考虑如何收场的时候，因为他认为一个伟大文学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新的伟大文学时代会到来，但已经与他无关。
更重要的问题是现实虚无主义
《田湖的孩子》，阎连科著，上海文化出版社2018年9月版
新京报：在读《田湖的孩子》的时候，我还是觉得里面有一些地方有历史虚无主义的色彩，你怎么看？
阎连科：那是一代人最真实的记忆，没有任何虚无主义。我们要正视自己的历史。很多人看今天中国现实，那才是真正的虚无主义。我们能够面对历史的真实，那是因为我们对现实充满了希望。如果我们对现实绝望，那才是真正的虚无主义。这是我们要正视的，但没有人去正视。说历史虚无主义的人是对中国现实丝毫不了解。所以我说，问题不是历史虚无主义，是人们对现实的虚无主义吧。
新京报：你回自己老家，你有觉得当地父老乡亲很虚无主义吗？
阎连科：农村最实在，就看生活怎么样。比如乡村的医疗保险，政府的政策很好，第一年每人交20元，第二年交40元，第三年交80元，现在要交220元。10亿农民，涨了多少钱？220元，对南方人来说小到不值一提，但让北方农民每人拿出220元，那就相当难，这自然就会怨声载道。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河南的乡村，假若一家6口人，但医疗一项一家就要交1000多块钱，一般家庭其实拿不出来，加之报销好像是只有住院才能报，所以就会出现大病小病都住院。一个感冒也住院，因为住院才能报销啊。最后我们看到的乡村是几乎人人都在挥霍乡村医疗，都去医院躺在那儿。当然，这也与今天乡村农民工不得不大量返乡无关。就乡村言，真是没有人对现实负责、对现实有一种理解的宽容心。乡村对现实的虚无主义可说到了更可拍的境地。
顾长卫导演电影《最爱》（2011）剧照。该剧改编自阎连科作品《丁庄梦》。
新京报：说到这种虚无主义，我想到你2016年的《日熄》，写的是一个村庄里的人梦游之后为所欲为。
阎连科：《日熄》说白了就是特别想用不一样的讲述写一个和别人不一样的故事。对我来说，构思不在于故事，在于讲故事的方法。但是换句话说，《日熄》如果出版又有什么呢？不过是写了人人都会有的梦游而已。小说中写的那个小人物——念念的父亲，充满着真善美、正能量，一直都在救赎另外一些人。这本书台湾出版后我又改了四五次，目的就是增加善美的比重。我以为，《日熄》是体现了人的大美和精神的一本书。
新京报：《日熄》里后面时间停在了早上6点，时间停止意味着什么呢？
阎连科：这个说不清。可能说不清才更重要。时间是可以死亡的，就像历史可以消失样。时间可以从头开始，也如历史可以重新开始样。小说中故意把李自成和各种农民起义的时间打乱和混杂，让时间呈出混乱状态，或者有意让时间死掉，这样文学和时间才更丰富、更有意义吧。我们不能让时间在文学中总是顺时针或短暂逆时针的转。
由吕乐导演的同名改编电影《速求共眠》（2018）海报。
新京报：《日熄》里你又被你自己写进去了，《炸裂志》《速求共眠》也是，而且都很自嘲。
阎连科：以后估计比较会谨慎了。因为写得多了，而且关于把作家放进自己作品中的元小说，讨论得也多了。可能之后不会再这这样了，再这样就重复了。
新京报：你老是想着怎样不重复。
阎连科：这是一个作家应该对自己最简单、最基本的要求，就这样我依然觉得自己在重复。
新京报：我发现你作品英文版的封面都很类似，有点政治波普化的中国人的感觉。
阎连科：许多语种的封面都这样。但这不是政治波普，是法国首先买了这组画的封面版权，后来其他种语言都沿用了法国封面和这种风格，确实太大同小异了。
新京报：那你个人喜欢这种很脸谱化的封面吗？
阎连科：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好，不过他们也确实有点偷懒。
阎连科部分作品英文版封面。
新京报：你前阵子在单向街，也讲到说想走近读者，因为符号化已经把你变成了一个读者眼中的陌生人，这种符号化对作家本身是一种很大的伤害吧？
阎连科：还是要把作品写好为标准，靠嘴是说不清这些的。不要在嘴上过度去解释这些东西，读者会理解现实和历史，他也会理解艺术和创造，《四书》是特别典型的例子。
新京报：你有读前阵子《纽约客》上写你的那篇长文吗？
阎连科：看了。我们看看就是写一个作家的日常生活，但对于英语世界的人来说是新鲜的，津津有味的——原来亚洲作家是这样生活啊！说白了，可能他们完全不知道中国作家是怎样的生活状态吧。
新京报：你是不是对某种敏感性本身也是很敏感的？
阎连科：我觉得不是敏感性，而是现实性。我们老说敏感性就变成一个作家在剑走偏锋、哗众取宠的意思了，那我觉得这是对作家的误解。每个人对现实都有他关注的方面，我从来没有去关注政府怎么样，党怎么样，我从来没有写过这些事情，但我关心生活的现实。
新京报：你觉得你个性中是有很懦弱的一面吗？
阎连科：非常懦弱。
中国的现实内容已经足够丰富深刻，
作家要在其他方面做出努力
新京报：你是一个特别有意识的对小说的结构和形式做探索的作家，和你同年龄的很多作家都在回归传统。但你好像年纪越大，实验性越强。
阎连科：回到传统没有问题，我相信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文学。21世纪有21世纪的文学，虽然我写不出来，但21世纪但一定不是《安娜·卡列尼娜》那样的小说。托尔斯泰是伟大的，但所有的作家都永远去写这样的小说，我们也写不过他。因为这样，我经常看到如人们讲的四平八稳的小说，但塑造了活灵活现的人物，这样的作品能拿奖，卖得也好。如果从作家的生存去理解这种写作，这我非常理解。但一个作家总是这样写，我对你的尊重会稍微要打一点折扣的。小说是要有创造的，不光是故事，还有结构、叙述、语言等。尤其是对现有的生活也要有些创造的洞见和认识。
《阎连科短篇小说精选》，阎连科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版
新京报：可以说你在小说方面是形式主义者吗？
阎连科：中国的内容在丰富性、复杂性上已经达到了在全世界都无可匹敌的程度。如果生活本身在这方面已经替作家完成了丰富性和复杂性——作家可能可以随便从生活中拿一个故事都深刻、复杂到不得了，那为什么你不在另外一方面努力呢？
新京报：所以对中国作家来说，这种内容的复杂性是现实早就为作家完成的。
阎连科：对。所以我觉得，一个作家只要稍微有点敏锐性，都能抓住非常丰富复杂的故事，这不需要多少努力，只需要如歌德说的那种勇气是一种才华的勇气。既然生活已经在这个方面帮助作家完成了，那你需要的，就是在其他地方做出巨大努力。
新京报：就你的文学观来说，故事再漂亮，语言再漂亮，都不是一个多么了不得的事情，对吧？
阎连科：我其实没有什么明确的文学观。但如果说美，你的文学之美能美过沈从文？语言再好，你能好过从沈从文、张爱玲、萧红他们吗？人物再活你能活过鲁迅、老舍他们吗？不是故事、语言再漂亮都不是了不得。语言漂亮非常了不得。但我觉得更了不得的是在这些了不得基础上的更个性和更有创造性。当然，一个作家要做一个明白的写作者非常难。这个明白更可能是需要在文学观上表现的。不过，我自己在这方面也经常是矛盾、糊涂的。
新京报：你前阵子有一个“苦咖啡文学”的提法引起关注。你说当村上春树、门罗、卡佛等人的小说风格成为主流的时候是很成问题的，你这个话是在批评80、90后的年轻作家吗？
阎连科：我的意思是中国文学回到了不痛不痒的年代。老一点的，跟我一样年纪的，你看许多作品真是唯美到不痛不痒，那不只是80后、90后。是我对整个文学的一个看法。再说得难听一点，中国作家都太善打擦边球。你一定要相信，擦边球和正面进攻是两个概念。正面进攻可能是要失败的，但它是有力量的。擦边球是可能成功的，但是讨巧的，就这么简单。中国的“苦咖啡”大部分是讨巧的。
新京报：但对你这个“苦咖啡文学”的说法也有人批评，比如有人说苦咖啡也是80后90后一代人对自己时代的忠诚？是很真实的刻画啊？
阎连科：可能是对个人生活的忠诚吧，而不是对所处时代的忠诚。进一步说，我的意思是，什么文学都可以存在，但如果人人都这样就有问题。我们丰富、复杂的生活，不能都是苦咖啡那种某类文学的存在。如果我们的文学只还有这一类文学，那时多么单调的。
新京报：那你们作家班的那些80后90后的学生，他们和你聊过吗？他们对你这个文学观怎么评价？
阎连科：我们作家班的学生们都特别可爱，阎老师要说什么写什么，每个人都心知肚明。也许认同，也许不认同，但他们能理解我为什么说这个话。如果都是张爱玲，没有鲁迅，那是文学巨大的问题。但如果全是鲁迅，那也会乱得一塌糊涂。文学只能顺从文学自身，不要人为地过度去调整。如果作家思考什么就能去写什么，那是最好的。
新京报：说到“苦咖啡文学”，好像日本文学是一个代表，是不是也是“苦咖啡”占主流？
阎连科：和我们相比，日本那边的生活是相对平静的。我们的生活是不平静的。生活每天给你提供了无数惊心动魄的素材。美国、日本、欧洲这些地方，为什么小说大体来说写的比我们的作品内化和平稳？因为人家生活相对来说到了平稳期，每天大体就是那样子，想在生活中发现一点惊心动魄的新东西，多难呀！
新京报：所以你觉得如果你出了国，还能写吗？
阎连科：我们的语言和文化是伟大而特殊的。我们不像欧洲，会有那么多的从俄罗斯作家去欧美，并且小说也越写越好，因为他们文化上有很多相近性。中国文化和他们截然不同。且我也没有能力像哈金、李翊云、郭小橹他们那样用英文写作，所以要写作还是要在中国。我与我的祖国同在——这不是高尚，是我命运的唯一选择。
《我与父辈》，阎连科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19年1月版
中国作家过度复制现实主义
新京报：前阵子的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给了90后作家王占黑，你说看她的小说，不像一个90后的作家，倒像50后60后作家，这是在夸人吗？
阎连科：当然是。是说她成熟、老道。尤其从语言和从对生活的关注来说，她关注的是和她的年龄不相符的大伯、大妈的生活，所以说她“老”。但我还想对占黑说，小说要再多些超越传统、再给自己多一些难度就好了。
新京报：所以为什么是她得奖？
阎连科：因为她的小说人见人爱，也包括我。但就我个人来说，我更喜欢哪种有人说好到了天上，说坏到了地上那类小说。评奖这种事，我们不能说获奖的就是第一，不获的就不是最好。比如评奖的分数是满分10分，一部作品每个评委都给他9分或8分，那小说就可能获奖了。但有的小说特别有创造，可只要有一、二评委不喜欢，只给5、6分，这小说获奖就难了。所以评奖中间，最有创造性的小说往往是最有争议的。理想国的奖，那5个作家其实都很好，我觉得给谁都无所谓。
新京报：王占黑的小说提供出来的东西很老套。
阎连科：不是老套，是更接近传统。接近传统，我觉得比逃离传统相难度小。
新京报：那今天这拨年轻作家里，会有让你特别惊艳的吗？
阎连科：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孙频的《松林夜宴图》都让我惊艳。真的不要小觑年轻作家。
新京报：可是这两个人都是你们人大作家班的。
阎连科：年轻作家王安忆读得比较多，其实我读得比较少。但沈大成、班宇的小说也很好啊。张悦然、蒋方舟们在我看来，从创作年龄来说已经不算年轻了。
新京报：能谈谈你所理解的创造吗？
阎连科：首先要对生活有新的认识吧。今天生活这么丰富，你的认识和其他人一模一样那就不是创造。其他，你要始终想到，我们生活在21世纪，你不要总是去写18、19世纪的小说，这就行了。短篇小说不去说了，尤其长篇小说如果不讲结构，不讲叙事，总是所谓的现实主义，我是觉得太不合适了。
新京报：那你怎么看《繁花》这样的小说？
阎连科：《繁花》是某类小说的经典，但不是我喜欢的那种。我的小说非常重口味，又相当狭隘。不过中国人很喜欢这种小说，尤其南方。其实，在小说审美上，南北方是有很大差别的。还有《收获》排行榜的短篇榜排第二的斯继东的《禁指》，写得也是特别南方调，那也是很多人喜欢的，我在火车上很快看完了。《禁指》语言的腔调非常特别，也是这类小说吧。
青年时期的阎连科。
新京报：我想到，八九十年代那个时候有先锋小说，今天这一批作家都不再先锋了，今天中国文学的主流是现实主义。但先锋的姿态在今天依然重要吧？
阎连科：很重要。最近大家都在讨论李洱的《应物兄》，也多少证明了这个问题吧。如果中国除了现实主义没有别的，那文学彻底死亡了。问题是，今天我们确实过度重视现实主义了。如果一部小说是不错的现实主义了，就好评如潮，给它影响给它奖，但对现实主义之外的作品，也未免过分冷热差别了。先不说我们的现实主义到底是什么样的现实主义，是不是现实主义都说不清。中国人理解的现实主义和世界上理解的现实主义是有差别的。一句话，如果我们的文学只有一种文学，那是多么可怕的事。
新京报：如果只有现实主义，那异质性的东西就太少了。
阎连科：在这一点，真的希望年轻作家应该多有点探索精神，走得远一点。
一个伟大文学的时代已经结束，
作家们要考虑如何收场了
新京报：你以前说过就怕江郎才尽，说最多写到65岁，现在还这么觉得吗？
阎连科：对。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已经结束了。再过五年、十年，你会更真切的看到我说的结束。现在来看我们最近三、五年，出现过什么让人惊呼的作品吗？就这么简单——没有。最活跃的50、60后的这批作家，将近70岁或已经年过半百了，回头看大家近年都写的作品，应该说“狠老汉不如当年”。从一代人的生命说，50、60年代的作家，都已近着60岁或正在走向70岁，所以说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已经结束、或正在结束，其实也是正常。但也许，另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已经悄然到来。对于一代作家来说，到了要好好收场的时候了。我知道这话会得罪很多朋友和作家，但我觉得事实就是这样。
不过也要看到，我们50年代60年代出生的这代人，比你们这代人还是幸运得多，赶上了30年到35年的好时候，70年代80年代出生的人没赶上。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已经结束了，从整体来说，只还有个别的作家还能在一生里写出伟大的作品。我们最喜欢、最活跃的那些“老作家”，在后边艰难收场的岁月里，谁更有生命力、创造性，谁没有重复自己，谁的收场可能会好一些。
但也要看到，在今天这个文学时代的交替口，给70后80后作家留下了一个非常好的空白期。是他们一鸣惊人最好的时候，只要谁能写出和50后60后作家的好作品同水准的作品，他可能就把所有上代的作家盖过去了，就像乔伊斯把托尔斯泰那页掀了过去样。谁对生活有不一样的认识，谁能提供不一样的文本及文学观和世界观——我不认为《白鹿原》完美无缺，但更年轻的作家谁能写出《白鹿原》这样水准的作品，你就看人们对他发自内心的欢呼吧。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悄然结束了，在这个结束的时代站立过久的作家们，今天每个人都在挣扎，只是等待有几个70、80的作家上来用作品朝大家身上砸一下，大家也就倒下不用硬撑死累了。
新京报：你说一个伟大文学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这是一个悲观的说法吗？
阎连科：当然不是。因为一个更伟大的文学时代已经到来了，所以上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自然也该收场了。但新的伟大的文学时代，我以为和我这一代作家没有太大关系了，那是属于你们年轻人的。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已经悄然结束，另一个更伟大的文学时代正在悄然到来，用这两句话来表述应该更完整、更无懈可击吧。
新京报：那一个伟大文学的时代结束后，你之后创作时怎么定位你自己的位置呢？
阎连科：我意识到属于我这一代作家的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已经结束的时候，我会思考我要干什么，你还能干什么，如何去收场。收场不是说一个人写回忆录就算了了结。是你要扛得住，是重新尝试能不能写出和之前差别比较大并保持一定水准的作品。实在说，我们这一代人已经非常幸运，应该知足了。毕竟大家都有30、40年改革开放带来的伟大的文学时代。
新京报：所以你已经到了在考虑怎么收场的时候了吗？
阎连科：是。我想我已经60岁了，自己一定要警惕，再也不能随意挥霍自己的创作岁月了，那是对生命的不负责任。你要从各方面考虑作品的价值，再也不能像年轻时候那般岁月还多、才华还好的随意写作了。谁都不可能像福克纳那样，借着锅炉房的青春和热暖，哗哗哗就连着写出三部伟大作品来。所以你要考虑自己收场的节奏和准备。
新作《心经》可能不准备在台湾出版，
印几本送朋友算了
新京报：王德威有一个说法，他说90年代中期阎连科突然开窍了，怎么理解？
阎连科：93年以前写得都比较写实主义，都是像路遥的《人生》，讲个人奋斗那种。但是到了93年后，《黄金洞》《年月日》《耙耧天歌》等， 我写了一批这样的中短篇。直到后来的《日光流年》的完成。
2014年，阎连科获颁卡夫卡文学奖。
新京报：这个过程转变是怎么发生的？
阎连科：和阅读发生变化有关吧。我以前对20世纪文学没那么喜欢，还是喜欢19世纪的小说。像卡夫卡，真的看不懂。92年还是91年，我当时生病躺在床上，就突然开始喜欢20世纪的小说，看得如醉如痴。
如博尔赫斯吧，我以为他对文学最大的贡献，就是根本不写人间烟火。这可了不得，我们天天都在说塑造人物，但博尔赫斯把这一切一笔勾销，写了非小说的小说，解放了整个人类对小说的理解。去年特别喜欢舒尔茨，到了痴迷。今年看了他的同胞姆罗热克的《简短，但完整的故事》，也喜欢得超乎想象。他们都是破坏小说的高手。小说这行当，有时也是不破不立的。姆罗热可的小说写得特别超现实，但是一般超现实的小说容易在夸张上出现问题，会失去严肃性。你去看果戈理的作品，看《百年孤独》，都有滑稽和夸张的地方，会失去庄重感。看姆罗热克的小说《在磨坊，在磨坊，我的好主人》这部作品时，姆罗热克让我突然意识到，《炸裂志》有些滑稽夸张的地方，庄重感被我忽略了。
新京报：谈谈你在写的最新的小说《心经》吧，写的是宗教题材？
阎连科：这个小说写得很辛苦。不是写乡村那么熟悉的风格。宗教题材，倒不是敏感。因为一般宗教题材的小说就是两类，一类写权力对宗教的迫害，如格雷厄姆·格林的《权力与荣耀》、远藤周作的《沉默》，还有张承志的《心灵史》都是这一类。这是最通行和被世人认同的。
另外一类，就是信徒的精神战胜了一切，像《血战钢锯岭》。不过我想，这两类恰恰是我们要避开的。
新京报：在写《心经》之前，你近几年好几个作品里都涉及宗教元素。
阎连科：这和年龄有关。如《四书》和《日熄》，包括今年写的两个短篇。一个《道长》，还有一个参加“匿名作家计划”的《信徒》。
新京报：“匿名作家计划”是不是很好玩？
阎连科：就是拖得时间太长了，到最后我写过那个小说的名字我都忘了。最好一月一次，有一个小高潮，蛮好玩。这个活动我觉得非常有趣，文学还是要有趣一点，活动也要有趣一点。但我发现，年龄大的好像就我在参加。应该多一点50后、60后和年轻人在一起玩。
《受活》，阎连科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年1月版
我一个英语单词都不会，
考虑什么诺贝尔奖
新京报：你的海外版本里哪本卖得最好？
阎连科：各个地方不一样，法国是《受活》和《年月日》等。美国是《受活》《四书》影响较大，最近看《日熄》也不错。西班牙《受活》《四书》卖得不算好，但口碑还好。日本整个都比较理想。对我来说所谓卖得好，就是五千、八千、一万多。但过一万是很难的。总的来说，更多的国家他们出这版我的书，也都是不赔小赚，留个口碑和吆喝。
新京报：媒体都说你是下一个最接近诺奖的中国作家，你觉得呢？
阎连科：那都是媒体要找新闻点，中国比我写得好的作家有一大把，他们就是看你在外面热闹而已嘛。
新京报：坦白说，你会对诺奖有很大期待吗？
阎连科：不是你清高，是你没那个能力。你一个英语单词都不会，你和谁交流嘛？出国后就是语言的盲人，寸步难行。今年出去了之后，我就想哪儿都不去了。我连一个入境单怎么填都不会。你说一个作家连一个入境单都不会填，你去关心这个干什么嘛？所以，把作品写好，别的什么事情都随便。
作者：沈河西
编辑：慕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