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时间：2017年8月11日
采访地点：咸阳民众剧团排练厅
采访人员：冷娃爱唱咣咣
录音转换：冷娃爱唱咣咣
文字编辑：秦韵潇潇
后期校对：冷娃爱唱咣咣 秦韵潇潇
微信编辑：陇上一痴
名家简介：郭继民，秦腔须生演员、教练，1939年生于兴平。1950年进西安新民社（今长安剧团前身）学艺，师承名老艺人王景民，曾先后在武功剧团、新民社、长安县剧团、陇县剧团、延安市民众剧团、咸阳文化宫演出团、咸阳民众剧团工作。常演剧目有《葫芦峪》《闯宫抱斗》《金沙滩》《法门寺》《出棠邑》《大报仇》《斩颜良》等，曾担任焦晓春主演《葫芦峪》（长安剧团录像版）导演。在民众训练班先后培养了朱海娥、张继斌、杨亚红、吕立夏、孔蜜果、巩保会、陈晓红、刘峰、闫小娟、赵艳梅、王瑛、范卫庆、张爱珍、张瑛、刘忠豪、杜敏、董高锋、佐鹏、高二强等一大批学员，现为西北各团中坚力量。
以下为采访者（简称“采”）和郭继民先生（简称“郭”）对话实录：
采：郭老师，您是在什么情况下从事了秦腔艺术？
郭：我生于1939年，祖籍是兴平人。1949年解放的时候我就十岁了，在这个节骨眼，麦子没有收成，苞谷没种上，跟遭了灾一样，地里埋的炸弹（刚打过仗）。记得也不是太清，当时因为屋里没啥吃，我父亲本来让我学相公（旧时长工），买卖铺子用的相公娃，当时年龄太小连自己照顾不了，村里人说：“你看这娃长得还好，你叫他干脆学戏去”。因为学戏在过去那个时候，不让上老坟，所以我父亲思想就很犹豫，不愿意让我去。原来我爷创办的“福兴启”买卖铺子，在兴平我父亲是个搞经商的，母亲是老实的家庭妇女。春荒时代没啥吃的，吃的苜蓿菜刺棘馍，没办法吃，我父亲说：“不管下九流呀啥咧，不说了。”刚好武功剧团招人了，当时叫武功新艺剧团，父亲就把我领去了。当时武功剧团的团长是陈玉华，是个唱旦角的，去了以后问我：“你会唱啥？想唱啥唱”，我就唱了个“老娘不必泪纷纷，听儿把话说原因”就这两句，他说：“再在往下唱嘛”，我说：“没了，就会这两句”。又让我大声唱，这一唱，他说：“好了”，把我身上这一捏，那一看，“好，收下了”。这就有饭吃了，当时在绛帐有个飞机场里，飞机场吃那饭有白馍，感觉好得很，跟过年一样。这就到武功学戏了。
采：当时一起学戏的同学有哪些？
郭：有甘肃的庞子发、徐有成、王应发、花娃、刘崇应等这一帮子同学。当时几十号人在那练功，下腰、拿顶、扎势子，人家都划的单膀子，我也不懂，大拇指豁口要弄开，他（教练）把大拇指用棍棍打拳着，当时我不是很理解，为啥人家张着，叫我可拳着。实际是因为我年轻时候长得秀气，以后才知道人家要我学旦角呢。我当时很不喜爱这个行当，因为我在文艺界六十多年，不爱和女同志打交道，我这人可能性格比较古怪，我就不愿意唱旦，思想成天有压力了，在那练功就心不在焉。在那待了半年多，等于学了半年多的旦角。
采：当时在武功的几个月，老师都有谁？
郭：须生门里有翟登云老师，丑角门里有郭春民老师，还有师益民老师、戴玉民老师、张小云老师。张老师是团长陈玉华的老婆，她最爱我和魏保华，保华以后是男旦里头的名旦，后来吃香得很，他的《藏舟》确实好得很，一般都认不出是个男的。老师还有崔福忠、赵千娥、刘建成，这都算是过去的老艺人，现在都去世了。
采：那您是怎么离开武功团的？后来又去了哪里？
郭：半年多以后，剧团刚好在乾县演出，我爸来看我了，我就给父亲说：“爸，人家让我唱旦，我不爱那行当”。我父亲就说：“在屋里没啥吃，不爱了咋办？”我说：“我弄不成这事”。我父亲跑去给陈玉华请假去，不给准。我父亲就说：“那我把娃领回去，娃不愿意唱旦”我父亲就我一个儿子，想叫回去。刚解放那时团里给我发一套麻纱衣裳，农村娃感到很稀奇，我就把我的铺盖和麻纱衣裳给人家都脱下了，我就从那回来了，再没去。回来以后，在屋里没啥吃，这还是个事。我是兴平人，想在兴平去学，这一回吸取了“老娘不必泪纷纷”的教训了，再不敢唱那了，我父亲就给我教《别窑》 “窑门外栓战马”，光唱这一句，因为那会声好。这一下就又去了兴平剧团，去了唱完这一句，叫我回去准备，那会不要户口和粮户关系，你光人来就对了。回去后母亲给我缝了被子，父亲给我捆好背上，往兴平去。兴平县离我村子有八华里路，去了之后兴平团正好去咸阳演出了。父亲说：“这可咋办？”我父亲当时在咸阳那棉花厂工作，所以对咸阳熟悉，就坐火车到了咸阳。到咸阳都下午了，咸阳有两个剧团，一个大众、一个人民。从火车站出来要路过大众团，再过去就是人民剧团。当时兴平剧团在人民剧院那演出，新民社在大众那地方演出。我和父亲从那往过走呢，大众门口当时售票呢，正好麻子红王景民出来转了。和我父亲碰见了，王景民说：“哟，大哥，你在这弄啥咧？”我父亲看了说：“哎，才是麻子兄弟，娃考到兴平剧团了，我把娃给兴平剧团送去。”当时王景民就说：“哎，好我的哥，这有现成的，你叫娃把我跟上。”因为王景民老师过去在我们兴平任老六（兴平旧时领过戏班子）那唱过戏，我父亲在兴平开着个叫“福兴启”的铺子，主要做棉花和布匹生意。我父亲因为爱王景民的戏，经常捧王的场，以后就成了好朋友，关系就不一般。所以就把我挡住，没到兴平团去，这一下就到了新民社了。这是1951年，我到了新民社。新民社老址在西安西关，当时在咸阳搭的草棚演出呢。
采：当时新民社都有哪些同学？
郭：新民社这里头几个同学，以后都是名角，都比我强。花脸门里有周永民，须生门里有薛正民，旦角门里有李雪兰，生角门里有岳天民。他们现在在省戏曲剧院或省艺校都是教练。还有周国栋、王斌、张有民、门新霞、杜彩霞、张小霞、孙莉群（后来到易俗社）、郑毓秦、屈思俊，因为新民社男的一般都是“民”字，女的是“霞”字，有些时间长都忘了。
采：新民社是谁创办的？当时社里情况是怎么样的？老师都有哪些？
郭：创办新民社的是草滩镇郭发盛，以后把这个传给我的老社长王正秦、王正熙、王辅敏，王家三弟兄。王辅敏以后落户到宁夏了，正秦和正熙老师一直带的新民社。后来由草滩挪到西关，刚开始没有剧场，是个菜园子，在那搭了个草棚售票演出。当时的老师有：乔新贤老师、王正秦、王正熙老师、王复振老师、高永茂、靖正恭、张正中，这都是我新民社的老师。去了之后成天练功，因为学了自己喜欢的男角，心满意足很高兴，练功很能吃苦。当时还有京剧教练袁魁英、王元喜给我们练功。到了1953年，冬季下了场罕见大雪，夜里把新民社演戏的剧场棚给让雪压塌了。当时把我和我师父王景民捂到了里头，不得出来了。我师父说：“你碎，你往出爬”。我就从那棚棚底下爬，爬出来之后叫了人把棚清理开，解救了里面的人，也有自己爬出来的。棚塌了之后，文艺界搞了个赈灾义演，扶持新民社。当时演出见了几个名老艺人，现在都过世了。苏育民老师演了《激友》，王文鹏先生演了《葫芦峪》的“拜台”，刘毓中老师的《烙碗计》，李正敏老师的《探窑》，西安狮吼剧团（豫剧）的张敬盟、常警惕演了《黄鹤楼》，豫剧的曹子道演了《古城会》，张银花、马玲童演的豫剧《茶瓶记》，康正绪老师演了《闯宫抱斗》的“议事”。都是义演，收入都支援新民社了。这之后，乔新贤老师就去了三意社，靖正恭去了甘肃，还有一部分人员走了。这期间由于减员，新民社很困难，我当时是学生继续待着。到了54年后半年，长安县有个余海丰，当时是长安县主管文化的。长安当时没有剧团，所以就把我们由西安输送到长安县了。
采：去了长安后是什么情况？
郭：1955年去了长安之后，新民社改为长安县人民剧团。到了长安之后情况好多了，成了官办团体了。记得当时排《天河配》，需要八九千元。县长王新茂爱戏的不得了，直接拨了一万，弄了电光布景。那会有布景的团很少，新民社时演《劈山救母》时租的布景。那会是两个南方人陶渠、朱进才专门画布景，开始是租的，以后各剧团感觉不划算就自己做布景。这样到了长安就好了，第一次登台唱戏，生角（小生）、须生一起唱，生角戏唱了《别窑》、《辕门射戟》，须生戏唱了《黄鹤楼》的刘备，这就是我的启蒙戏。这是1956年，有了自己的启蒙戏。因为在新民社是主要练功，唱这戏有别人，门新霞、岳天民这都是生角，老师里还有杨宁中、靖正恭。
采：在长安以后都排了哪些戏？
郭：到了57年，我们在长安排了《白蛇传》、《金麟记》、《红珠女》等一些专门武打戏，那会年轻，爱翻爱打。到了58年，把声给岔了，声跟大提琴一样，嗡嗡的没声了。师父王景民说：“声岔了怕啥哩，有智吃智，无智吃力嘛，打出手、翻跟头也能行嘛。”当时正好下放人，我想干脆把我下放到工厂去，结果团里还不让我走。不让走的原因是说明咱还有用呢，能翻跟头、能打武戏。后来就又想参军去，团里也不让走，不给开手续就走不了。到了61年挨饿，吃不饱肚子了，唱武戏成天挨饿了，饿得撑不住了。正好我同学宏秀云说：“曹锦华在这给新疆兵团招人呢，能吃饱，好得很。”这就跑到新疆口外了。
采：那您在新疆都是什么情况？
郭：到新疆兵团能吃饱了。当时在新疆阿尔泰农十师二十八团，长安剧团派的人先和团政治部谈，叫我要回去。团政治部主任和我关系好，我说：“咋办？团里叫我回去”主任说：“回不回去就看你了，你只要不回去，我们这里不会难为你”。所以我决定就不回去，和我一起来的马文学、周汉民都回去了，回去之后就招祸了，从团里开除公职，还被批斗了。就我没回来，当时职务把我按正连级对待。当时在新疆的同事有：三意社刘盛祺、王语芳、李新中，新疆的王新奎、段永华（这两人后到了兰州市秦）。当是我是业务股的股长、代理队长，这一待就是六年。我是61年11月24号进的疆。后来我父亲跑去看我了，说：“娃呀，这就不像是咱国家，这像是外国，你还不回去？”我说：“好着呢，不回去”。1964年，我带的演出队在阿尔泰演出，演了《三滴血》，当时我也没声，主导业务，没有演出。刚到“二滴血”，司令部的人骑的马来了，说：“停戏，中央有文件，禁止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戏。”这就开始古典戏禁演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不让演老戏，就开始演现代戏了。当时排了《江姐》《一家人》等戏，后来新戏也不让演了，团一级的不准办剧团，把演员下放到各个连队劳动去了。让我去牧场当副场长去，我说：“我去就要当正的，副的我不去。”人家说：“你知道牛羊啥时候下崽吗？”，我说：“我不知道。”就让我去园林队了。后来我父亲给我写了信，他是老文化人，信上说：“继民吾儿，见字知悉，想昔日伍员为报父仇万里逃国，吾儿何不走伍员之路哩？”他的意思是让我逃吗？新疆你能逃出去嘛！父亲恳切叫我回去，我就让团里开了路单，从新疆平平安安回来了。
1964年新疆留影
采：那您从新疆回来之后是什么情况？
郭：回来之后，陕西的文化大革命正搞的轰轰烈烈，新民社（长安剧团）也进不去。唱不了戏，也不让唱戏，就开始打临工。这会已经有两个娃了，家里开销大了，想着这也不是个事。后来侯天成把我介绍到东大街，搭了一段时间班子。再后来，就到陕北富县剧团去唱戏。去了之后四十天没开张，剧团内斗、打架，唱不成，一出戏也没唱就回来了。这一起去的有八个人：岳荣华、屈小玲、王青莲、王明祖、霍子敏、崔碎玉、刘子安。刚去互相都不认识，买的回西安的票，准备回来了，想等时局好了再来。回来路过洛川剧团，明祖给洛川剧团窦书记打了个电话，正好招人呢，我们八个就去了洛川。第二天人家要考，我就翻跟头，这会嗓子又出来了，唱了几句“手托孙女好悲哀”，团长说：“这还唱的好，翻跟头比唱的还好”，就把我收下了。八个人收了四个人，淘汰了四个人。留了崔碎玉、刘子安、王明祖和我，每人给了四十块钱，叫安家办手续。我说：“明祖，咱四个有饭吃了，那四个人都是难兄难弟，干脆把咱这四十块钱给他们四个。”明祖说：“那行，都是一起出来的，怪可怜的。”就把四个人的四十块钱，给了没搭上班子的那四个人。这样在洛川剧团落住了。在这待了一年多，又来个“文艺六条，自生自灭”，人家要把这剧团撤销，这就又回来了。
采：从洛川回来之后去了哪里？
郭：从洛川回来之后，当时是英雄人物的高大形象，一头乌发高大魁梧，好得很。山西人于汉英画布景呢，找到我说：“听说你回来了？三原剧团你去不去？”，我说：“去么”。当时去了张忠、王媛、屈小玲和我。剧团要考我，问我会不会翻跟头，我心里想：我光走一圈你就知道我是不是演员！我没叫他们考，就坐车回来了。以为这个事没向了，谁知过了几天公函来了：让我到三原报到。反正没生路，就到三原了。正好是九大开幕的时候（1969年），去了之后，给了我一块红绸、一个板板，每天排红歌舞呢。工资每月35元，我嫌少，就又回来了。后来侯天成叫我去合阳团去，他本身是合阳人，答应每月56元，这就到了合阳。因为合阳是线腔，懂秦腔的不多，合阳的秦腔是我推广开的，排演了《智取威虎山》《江姐》等秦腔戏。在那待了一年多，就回来了。回来后不几天，梁建成给我来个信，让我去陇县，他说：“陇县是有山有水，风景优美，面白馍大肉又香！你来不来？”当时身上没车费，借了5块钱，3块5坐到宝鸡，再从宝鸡1元坐到陇县。去了之后梁建成接待，确实是面白馍大，吃了三四天饭没见动静。想着人家可要考了，再考我就走了。当时团长白艺让我随便唱，我唱了个《智取威虎山》，一下把白艺唱的目瞪口呆，然后我把鞋脱了翻跟头，我翻跟头爱脱鞋，陇县剧团老艺人李发民一看，说：“哎呀，郭老师，我唱了一辈子武戏，还第一次见精脚片翻跟头的。”其实这个习惯还是从新民社王正熙开始的，他翻跟头老是精脚片，这我也学老社长的。到了陇县就好了，由于当时唱的都是样板戏，所以我就唱了《红灯记》里的李玉和，《智取威虎山》里的203，《沙家浜》的郭建光。在陇县一起的演员有：韩文孝、罗益仁、高秀娥、任茂强、刘海云（后去了北道团）。在陇县当时是台柱子，人都说：“从西安接来个李玉和，大个子唱的好得很”。到了1971年，搞运动、搞批判，把我莫须有的批判成林彪反革命分子，批判的待不成了，也不让走。正好宝鸡地区要开个党会，要求演《智取威虎山》，文化局李局长亲自点名要我唱。我说：“我现在被批判得忘了怎么唱了”，李局长说：“我知道你带的情绪，你到底和林彪啥关系吗？”我说：“我认得林彪，林彪不认识我，能有啥关系？”这样就让我在大会演了《智取威虎山》，演出完因为李局长的保驾，这就离开了陇县剧团，回了西安了。
70年代全家福
采：离开陇县剧团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郭：离开陇县回到西安后，因为户口报不上，我老婆就不让我唱戏了。再者搞运动过来过去就那几个样板戏，也没意思。就开始当工人，打临工。后来学会了糊顶棚，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这一糊就糊了六、七年，一直糊到1978年，也就是老戏开放了。在这中间到西北旅社糊顶棚，一次糊的心烦了，可想起唱戏了，就唱了一段《黑虎坐台》“半空中霹雷响~~~~”正好兰州市秦来西安接人的刘文录听见了，心想这是内行嘛！就过来了：“师傅，我一听你是咱行当人嘛”。我说：“啊，你也糊顶棚啊”，人家说：“不不，你下来，咱谝会。”这就到了住的房间，进去之后水、烟、酒，这就谝上了。我说：“你是哪的人，来西安有啥事哩？”刘文录说：“我是兰州市秦的，来西安接演员来了，寻不着门嘛”。我说：“西安现在有四大班长（过去介绍演员搭班子的人）介绍人哩，分别是：王奎、徐杰、侯天成、郭玉民嘛。”刘说：“我一个都不认识，我就听过”。我说：“我给你介绍几个人：蔡志诚、王震、王笃、李金全、梁建成”。刘说：“咦，你还认得这些人。”这样，我就把这几个人介绍到兰州市秦了。当时也叫我去了，我说：“我不去，文艺界伤了我的心了，在陇县把我打击、把我批判的，我不想弄这事。”。以后因为户籍关系，蔡志诚和王震都没有待太长时间，王笃待住了，后来成了甘肃第一把琴师了。
采：那您是啥时候又重返舞台的？都有哪些经历？
郭：老戏刚开后，正好临潼剧团李喜堂在解放市场春光剧场演《火烧草料场》，原来新疆一起的刘盛祺回来之后在临潼剧团呢，叫我看去了。唱的可以，当时一票难求。后来我有个师弟史振业，在延安民众剧团，他受剧团领导委托来西安接演员。找到我，让给他介绍几个演员(我当时就在西安北门外有个停车场看管车)，我给介绍的人有宋胜利、赵晓岚、王素源这三人。史振业说：“哥，你不唱戏太可惜了。”硬让我去延安，我一想：革命圣地嘛，咱还没去过，逛一趟。我去时带了：宋胜利、王素源、赵晓岚，在延安民众剧团演出，很满意。记得我演了个《杀庙》，王素源和赵晓岚演了个《火焰驹》里前后花园。演出完以后，延安文化局局长梁德贵想让我留在延安剧团，我原本不想再唱戏了，我说要留可以，把我这之前的工龄给我续上。那边答应了，这就去了延安剧团。去了之后第一本戏给王生云排了个《游龟山》，王素源的《春草闯堂》，屈来成排了《铡美案》，给李爱琴妹子李秀琴排了《藏舟》，以后李秀琴又改唱了旦了。还有《火焰驹》《辕门斩子》《庵堂认母》，延安这些老戏基本上都是我排的。我一生没有进过导演学习班，我就凭我师父传给我的经验排呢。在延安待了四年，在这期间生活艰苦，成天吃的小米，经常吃胃不行了。我就给梁说：“成天吃，这胃受不住了。”梁说：“可以照顾一下，给你弄点细粮。”后来在这儿实在不想待了，就找了我舅的关系，调回西安了。
采：离开延安剧团后都发生了什么？
郭：离开后回到西安，正好长安剧团在平凉有十天交流会的演出，我长安的老同行王斌、周永民找到我，说是受王召西（当时长安团的团长）的委托，说：“你去，把继民给咱叫回来，给咱帮几天忙，把平凉这十天会戏演了。”我当时想：“好马不吃回头草，跑回去弄啥，我不去。”结果王斌连拉带扯，没办法，这就去长安团帮忙了。去了之后都是熟人嘛，对我都很热情，问我咋不早回团里，我说：“我当时是逃了，觉得不光彩，不好回去”。临去平凉之前整理戏，准备了个《铡丁勇》《游龟山》《回荆州》。多年不演老戏，整理《回荆州》时，把后面几句诗给忘了，后来又记起了。现在有的团演《回荆州》，把上面那道白诗句都胡说，有的干脆不说了。不过我现在待的这个民众剧团（西舞八团）《回荆州》最全，其中的两句诗是：“凯歌还朝喜气生，美人之计一场空”。平凉演出完了之后，王斌、门新霞、岳天民还有好多团里老伙计都留我了，让我回团，团长也找我让回来，咱也盛情难却，就二进了长安团了。
郭继民《柴桑关》饰黄忠
采：第二次回到长安剧团是什么时候？在长安团都是什么情况？
郭：第二次回到长安团是1980年。我给焦老师整理了《葫芦峪》，当时是在人民剧院演了，长安团给配的底包。后来出了光盘，导演是我。到了1981年，长安团新承包分成一、二队。一队是年轻娃，二队是老人员，为被分到二队了。两个队各管各，就像两个团了，以后我们二队在宝鸡、平凉等地演《红珠女》《白蛇传》等戏很红火，挣了不少的钱。而一队把自己养活不了，回来之后让给一队分点红。当时好多人不同意，承包时说好的各管各嘛，如果把钱打回去肯定就被分了，想了个办法：干脆把团里人的工资发了，剩下的钱买成东西奖励给大家，买了四大件：平凉毛毯、钢丝床、自动伞、保温瓶。本来去演出时两个车，回来时由于拉劳保加了一个车。回来之后分红，一队在局里告状，把二队的批判了几天，最后决定不承包了，重组了长安团。我受到批判，就回家了。后来又叫我去，我就没去。弄好弄不好都要受批判，不去了。这之后，经人介绍就借调到咸阳文化宫。
编辑：思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