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北京东华门人民日报宿舍迎来了一个女婴的诞生，由于那一年全国正开展“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做父母的都是人民日报的编辑，对政治比较敏感，所以给女孩取名叫“三反”，随母姓李。这个名字在当年很常见，有蒋三反，陈三反……女孩从小唱的儿歌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官僚主义我反对。”三反还有个哥哥，小名叫老虎，当时大人们就故意逗趣说“三反打老虎”，小姑娘听不懂：“我并没有打哥哥呀？”

这个名字一直叫到七岁。女孩要上小学了，还是需要一个正式点的名字，于是父母开始思考给她改名。一天，父亲晚上做梦，梦里选取了一个现成词当女儿名字。于是新名字就这么敲定了：银河。

多年后，李银河的爱人王小波在信中写道：“你的名字美极了。真的，单单你的名字就够我爱一世的了。”其实这个美丽的名字背后还有一个一直作为小名的“三反”。

当年的小女孩三反现在已经66岁了。2012年从中国社科院退休后，李银河偶尔回北京小住，其余大部分时间住在山东威海，住的地方离海边只有步行几分钟的距离，散步、读书、写作、观影成了她的生活重心。

也许因为将闲暇时间倾注在写作上，近几年她算是高产，今年11月刚出了一本新书，名为《我们都是宇宙中的微尘》。

在采访之前，我刚从出版社编辑处拿到这本散文集，文艺风的书名配上小清新插画的封面，和她以往著作的风格不太相似，内容也从社会观察转向聚焦于个体生命感悟。

书封

看见李银河，她一头微翘的短发，戴着一副玳瑁纹的圆形眼镜，穿着灰色针织长衫，气色和精神很好。谈到现在生活发生的最大改变，她想了想，说：“主要感觉好像更自由了。年轻的时候总得做一点工作，不能完全随心所欲，哪怕做的是我很喜欢的专业社会学，也不是说每一个研究都是我自己特别想做的。有时候我们去搞大型的抽样调查，也得花时间，得写调查报告，这些东西虽然还是在我的兴趣之内，但是并不像写小说感觉那么好，不像写随笔这般自由。”

如今，她终于达成了“随心所欲”的生活状态：“凡是我写的一定是我想写的，绝对不做命题作文。”有时候有人托她写序，她也拒绝：“我不见得很喜欢书本身，却要写序，实际上也是命题作文，没意思。”

不过，李银河并非就此过上了避世隐居的生活，反而在微博、微信等平台分外活跃。网友们不仅问她对社会热点事件的评论，比如最近耽美写手天一被判刑十年、俞敏洪演讲争议、家暴相关的讨论……还有很多个人的情感困惑、家长里短，从“我该不该开口说爱他？”到“我老公是不是性冷淡？”再到“我喜欢看别人啪啪，这正常吗？”李银河都会一一作答。

问起原因，她很快笑了：“为了挣钱啊。”我迅速暗暗算了一遍：如果她每天平均回答二十条问题，每个问题收费一百，也就是收入两千，何况大多数回答只有短短两三句话，耗费不了什么时间。这的确是笔不错的收入。

收起玩笑神色，她说：“圈内也有熟人不理解我的做法，问我为什么要去回答网上这些问题，有的问题还那么‘low’。意思是我作为一名学者，干这事太俗了。”不过她却觉得以这样的形式与网友交流很有意思，同时也怀着传播正确理念的想法，想尽可能地发声。“向我提问的好多人都是LGBT群体，他们有的在交友过程中碰到疑惑，有的犹豫是否要出柜，还有些人患有抑郁症，有自杀倾向……出于社会责任感，我也觉得自己应该出来阐明观点，对社会发挥点作用。”

李银河

成为一个“性博士”

李银河说，大概因为自己取了这样一个名字，所以从小爱看星空。那时北京天文馆刚建成不久，她常一个人到那里去看人工模拟的星空，仰头看啊看，脑海里有无限遐想，顾不上脖子酸痛。如果她将来成了一个天文学家，似乎非常顺理成章。但她最终选择了性学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这个研究方向是我在美国读博的时候决定的。当时看了金西调查，还有马斯特、约翰逊他们写的东西，觉得挺有意思，性学这个领域有点淘气，挺有挑战的。”

她说的金西调查是美国学者阿尔弗雷德·金西发表的一系列关于两性的调查研究，在四五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引起轩然大波，深刻影响了此后的“性解放”运动。威廉·马斯特斯和和弗吉尼亚·约翰逊是美国六十年代的性学探索者，两人的合作研究对性问题的治疗方面尤其发挥了先驱作用，他们的事迹后来被改编成小说和同名剧《性爱大师》。这些学术研究虽然不是最新近的了，但对当时的李银河来说无疑仍然是先锋性的。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思想风气逐渐开放，人们不再视谈论性为禁忌。80年代中后期，被誉为“中国性学”第一人的潘绥铭教授开始在中国设立与推广性社会学研究，这一开荒式的举措为他带来了诸多非议。紧随其后，1988年，留美归国的李银河拜费孝通为师，展开了两性、婚恋等方向的研究，自然也饱受争议。就连她的母亲也非常不以为然。李银河记得母亲说了一句话：“以后你就成了一个性博士了。”言下之意是这个头衔是贬义的。她对此也不奇怪：“我妈他们老一辈的人，在性方面是非常非常保守的。她又是《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是个党员干部，心里装的都是政治大事。她觉得性这个东西太不重要了——也不是说不好，只是不重要。有那么多其他重要的事，干嘛研究这个啊。”李银河觉得中国人这种观点很奇怪：性怎么会不重要？

后来她开始把研究对象转向同性恋群体，这是一群在前几十年的中国社会里被认为是“流氓”的人。李银河记得母亲有一个从延安时候认识的老朋友，也是一名老干部，看到李银河开始发表同性恋研究后，特别激动，写了一篇很长的批判文章到处去投稿。“这个老太太就觉得同性恋是万恶的，对它特别憎恨。我当时好惊讶：她为什么那么恨呀？我甚至猜她的爱人有可能是同性恋，她自己深受其害，所以才那么激动，还专门到我们家来跟我们谈了好几次。”

出版学术著作

数十年学术生涯中，“性学专家”这一头衔给李银河带来了许多争议和恶意言论，对此她早已不当回事了：“好多人在那骂骂咧咧的，对我也没什么影响。”有一阵，她所在的社科院的电话几乎被打爆了，主要是两类来电：一类人是来抗议、投诉、谩骂的，一类人是来咨询的。除电话外，还经常收到各种谩骂的信。后来单位的同事半开玩笑说，能不能干脆把办公室电话改成李银河个人专线，反正来电都是找她的。

只是有一回遇上了麻烦。有人以李银河的名义在网上写了一篇六千字的长文，内容是教母亲怎么跟儿子做爱。之后一段时间里，只要在网上搜索她的名字，出现的第一篇就是这篇冒名顶替教唆乱伦的文章，她不得不专门发声明辟谣，但依然难以消除影响。某次有关部门到社科院巡视，李银河就被揭发“主张乱伦”，她不得不又向各方解释一遍，其他人哈哈一笑，这事才算过去了。

早期在网上看到网友骂得难听，李银河看不下去了，关了评论，后来又忍不住打开，如此反复三次，终于决定：“算了，随他们骂去。”另外还有些支持她的网友，自发组成了“银河护卫队”，在评论里争辩起来，她看得津津有味。有些网友留言莫名特别激动：“中国要是杀人不犯法的话，我真想一刀捅死你。”反而把她逗乐了。这种人身威胁也不少见。2014年的时候，有中年女性将她还有彭晓辉、金赛等几位性学家的照片放大摆在一起，鼓动路人向照片泼粪。这些反黄派人士还建立了一个网站，叫“中国反色情网”，指名大骂性学领域的学者败坏道德风气，还声称：“这次泼粪，下次就泼硫酸！”

还有一位女士说青春期的女儿受李银河观点的影响想进行婚前性行为，说要号召300位家长到社科院投诉李银河。院里没搭理她，后来这事也就不了了之。

这些多元且激烈的声音，无不说明了中国人关于两性关系、婚姻家庭等观念正经历迅速变革。直到今时今日，关于性和性别议题的讨论从未停止。

前段时间，有位笔名为“天一”的耽美写手以建造、贩卖淫秽物品为由，被判刑十年，一度引发网友热议。这个量刑在李银河看来太重了。她回忆，80年代有书商因为贩卖淫秽读物盈利，被判处死刑，“简直疯了”。到如今情况有所改善，但十年的量刑还是听上去相当惊人。而这件事又涉及到男同性恋题材和审查标准的问题。她说：“上次有一个审查条例出来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指出所有的文学电影都分淫秽的和不淫秽的，为什么一涉及同性恋题材就不分了？难道同性恋题材本身就是淫秽的吗？这说不过去。这篇文章当时的点击量是6千万，你就知道大家对这件事有多焦虑。”这次事件也让她重提取消淫秽品罪的主张：“现在全世界没几个国家还设有淫秽品法。在美国因为邮寄淫秽读物被判刑，是一百多年前的事了。咱们现在太落伍了。”

异性恋和同性恋真的需要如此壁垒森严吗？对于性取向，李银河认为每个人都有双性恋的潜力，只不过是后天经历了各种社会建构，前者是生理方面，后者是心理方面。她最近看了一个德国心理学家提出来的概念叫“正常强迫症”：“每个人从小就受到辨别什么是正常的教育，此后他就患上了正常强迫症。打个比方，原本他对同性有感觉，但当别人告诉他喜欢同性是错的、是变态的，他就会把这个念头打压下去，努力变得‘正常’。”她还看过一个调查证明，性向是流动的，对同一群人进行长达数十年的追踪调查，发现性向改变了的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媒体常用“惊世骇俗”来形容这位性学研究者的言论，她却有时自问：为什么咱们走得这么慢啊？

王小波与李银河

“纯粹主义”者

这次见李银河前，出版社有两位年轻的女编辑格外激动，嚷着要合照与签名。她们一个人敬佩李银河的性学研究，另一个人则是爱读王小波的文字，从而为李银河与他之间的爱情感动不已。正好代表了大众对李银河的两个关注重点：性学与王小波。

王小波与李银河的书信公之于众后，王小波和李银河二人已经被视作爱情楷模，他们相知相恋的故事被反复提起。“你好哇，李银河”已经成为文学爱好者的接头暗号，稍一对上便可以背诵出他们情书里的名句。

对此，李银河倒有些没想到：“我觉得我身边有不少人是这样相爱的呀。陷入这样的爱情的人应该挺多的。”她想了想又补充：“信里每个字都是真的，但现实生活里不也是柴米油盐嘛。其实你看他那些信都是在追求阶段写的，而且写信也肯定是在两人分开的时候写，如果在一块儿了还写什么呢。”她和王小波在一起生活了二十年，没有吵过架，没有红过脸，爱情也由激情变成柔情，从火变水了。

王小波已逝世多年，因留下的杂文与小说而名声渐盛，以致如今不少人只知“王小波”不知“李银河”。前一阵子，李银河与王小波的名字又一次登上热搜榜，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这次是她在一档节目里给王小波写了一封回信。一片感动之余，网上也出现一种声音：“李银河怎么还在消费王小波啊？”语气挺不客气。她有点不高兴了：“回信这个环节是节目组安排的，要不然平白无故我回什么信？‘消费’这词我挺不喜欢的，小波又不是一件商品，有什么消费不消费的。”

韩寒有回说的话她也不爱听。当时有人问韩寒，如果王小波还活着会怎么样？韩寒回答，还不是四处炒作。她完全不同意：“小波根本就不是炒作的人，他在写小说的时候想的是有可能要一辈子压箱底的。如今好像所有出名的人都是靠炒作了。我特别不喜欢这个词。”

论起来，李银河才是王小波文学才华和人品的“头号粉丝”。在她看来，每个人的文学理想不一样。像王小波这样的作者，是想自己写的东西传下去，而不是红一时，根本不会介意一时能不能出版，能不能成畅销书，他如果要写，一定是按心中的文学标准写，至少够上文学史的标准。

她回想着：“80年代那个时候大家都很理想主义，对文学也很纯粹认真。哪有各种出名的套路，那个时候连套路这个词都没有。现在一个人想出名太容易了，像那句笑话，在抖音上各领风骚十五秒，一下就几十万粉丝。这跟时代风气和技术进步也有关系。”

“纯粹”是她常用的词，无论对爱情、写作，还是生命，她一向有种“大道至简，听其自然”的态度。

李银河

李银河把爱情与写作当作人生中两件最幸运的事。她向往的爱情也是最纯粹的。她认为，爱情是一个需要不断除杂提纯的过程，纯粹之爱中包含着情感应当都是正面的，甚至不存在独占欲。“独占欲没有生理基础，是社会建构的。如果我的伴侣真的爱上了其他人，大可三个人一起生活。”

如此热衷于谈论爱情，一个原因便是在她看来，面对人生虚无空洞的痛苦，爱情是一支止痛剂，能让人稍微忘却生命的短暂空虚。

人生步入晚年，似乎到了一个更需要寻求答案和归途的阶段。李银河的文章里出现了更多关于生命、死亡、存在的思考。她学习和阅读了很多佛学禅学的学说，兜兜转转，觉得自己应当还是一个无神论者。她又补充说：“其实严格来说，佛教也是无神论，没有一个有形的神的概念。主要还是现代自然科学能解释的东西太少了，这世上还有很多事物无法被人理解。但我觉得不必去信一个教派，做一点生命哲学思考就可以了。”如今她对生活的追求便是“清澈开悟，一无烦恼”，有点靠近出家人所说的完全无我的单纯存在的状态。

现在，平日里除了写评论、散文和小说，李银河还在写诗，大概写了几百首，也是两类主题，爱情与生命。不过她想晚一点再发表自己的诗，大概到七八十岁以后。“毕竟诗写的是生活中的感悟，这个东西有点太暴露隐私了。”

后来我翻读她的散文集，发现文章里还是按捺不住地引用了她自己写的一首诗，题为《我不用写诗》：

我不用写诗

我的心境就是诗

如白云苍狗

如深海游鱼

如春江花月夜

如大漠孤烟直

我不用写诗

我的生命就是诗

如清风拂面

如白驹过隙

如泣如诉

如醉如痴

虽说文章讲的是人生在世写诗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人生充满诗意，但这么看来，李银河还是没有抵抗住诗歌缪斯的诱惑。

编辑：慕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