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青年诗人左右约定的见面地点，是他的住处电视塔附近的一家面馆。暮春的天气，即使是早上九点多钟，空气里依旧浮动着一股黏稠的躁动。耳边不时传来面馆里食客们聒噪的声音，诗人左右则专注地在纸上沙沙地写着，安静地坐在我的对面，只能以笔谈的方式接受采访——他是一个被剥夺了声音的人。

在此前媒体的语境中，他被冠以“失聪诗人”、“聋哑诗人”诸如此类的称谓。而我面前的这个人，思维敏锐，话锋凌厉，他疾速地在纸上写下那些堪称精妙的回答时，你才会发现，正如贝多芬在寂静中抓住音符的灵魂一样，这个诗歌的精灵，用刺破空气的尖锐力量，串起文字的锁骨。他在纸上写下的每一个字都在跃动，似乎是从胸腔里发出的一声声沉闷的呐喊。

“媒体给我冠名的名号太多了，并没有一个我完全喜欢的。我就只喜欢这样的一个称谓：诗人。不带任何修辞！”左右前几天刚刚做完一个手术，伏在桌上写字的时候偶尔会皱一下眉头，顺势用手撑一下腰部。然而，与病痛相比，他对诗歌几乎近于偏执的狂热更让人印象深刻。在他的眼里，诗人呈现自己唯一的出路只有一条：写！不断写！往死里写！

他的微信背景是一张颇有深意的图片：一面矗立着地灰砖墙体上写着四个白色的大字：左右时代。我问，这是属于你的时代吗？这是属于诗歌的时代吗？他停笔思考了片刻，然后这样回答：

“只要有诗，盛唐的水平为期不远，盛唐正在返回的路上。”

文化艺术报：你最新出版的诗集《我的耳朵是一座巨大的寺庙》，这样诗意十足的书名想表达怎样的内涵？

左右：这部书是2017年12月份出版的，但是拿到手上已经是2018年的3月份了。我主要是写诗歌的，但一看陕西写散文诗的人并不是很多，于是想尝试一下，用了两年时间完成了这本书。我大学时候，痴迷于王维，就利用大学课余时间把位于终南山下学校附近的山水走遍了。写了很多终南山系列的散文，本想叫《在那王维出没的地方》，后来写了一章散文，题目刚好是《我的耳朵是一座巨大的寺庙》。我不信命，只信自己，这个书名和我个人自身有关，也和个人信仰有关。我是一个乐观的人，我经常说：“我有一双天耳”，所以就用它了。

文化艺术报：《我的耳朵是一座巨大的寺庙》这部作品里，有田园、山野、湖泊、草地和河流等意象，这些意象似乎在你的诗里出现的频率很高，这些来源于哪里？为什么你的关注点在这方面？

左右：这个跟我所生活的环境有关。大学时生活在终南山下，“自古终南是诗山”，要想不在终南山写诗太难了。再加上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对大自然始终充满了好奇与敬畏，我把大学时代游山玩水的经历，对王维的崇拜，对生活的理想寄托，都写进了散文诗里。

文化艺术报：我在读《我的耳朵是一座巨大的寺庙》这篇的时候，我的感觉是，你的耳朵不只是一座寺庙，仿佛是一座宫殿，你是宫殿里面的主宰者，有一种喷薄而出的力量。而这部作品里似乎也蕴藏着你在散文诗方面的“野心”，高昂，激情而有力，是这样吗？

左右：不仅仅是我的，也是任何人的，只要这个人也坚信他也有一双天耳。我在这里为读者虚拟一个类似于寺庙、宫殿的精神信仰，希望他们能够在苦难面前坚强乐观。我写作的唯一野心就是把每一部作品都写好，好到让别人无话可说。所以，虽然你的理解没有抵达我想呈现的境地，但我很感谢你能作出这样的解读。

文化艺术报：这部作品中最喜欢那一篇，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下？

左右：《徒步曼德拉山》是我比较钟意的一篇。去年秋天，我被阿拉善右旗文联邀请去体验写作。我被那里的天然巨石、岩画、骆驼、风沙等自然奇观震撼到了。我叹服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叹服于曼德拉山的天地灵气。我怀着敬畏和兴奋的心情，在酒店里写下了它。写完之后，我感觉它可以成为我的代表作。因为它里面有灵气，有我所倾注的感情。

文化艺术报：写诗以及写作对于你的意义，更多的是一种补充、延伸，或者是其他什么？

左右：诗歌就是我的声音，你可以看见，我与外界的对话交流唯一有效的途径就是诗。它可以让我听见更多纯净纯粹的声音。可以说，写诗已经成为我的信仰。

文化艺术报：你的诗里既有阳光梦幻的纯真，又有黑暗病痛的隐忧，这两者矛盾吗？这种矛盾又是如何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诗人左右”？

左右：我本身就是一个乐观的人，当然会把积极、阳光、健康的一面，多角度地呈现出来。因为写作本身所反射出来的不仅是一个作家自己的写作理念，也是他在写作世界中的精神寄托。我把这些积极、阳光、健康的东西当作一种真实的表达，想让人们从这些文字里找到我在写作过程中所追求的。

文化艺术报：你在自己的的诗中是如何面对苦难，化解苦难的？鲁迅先生曾说过，“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命运的苦难如何在你的文本中呈现？

左右：我上一本诗集叫《命》，里面提及，我说自己是个命苦的人，也是个命硬的人。但这些苦难对我来说都是财富。现在去回顾所走过的路，我不回避也不逃避。当你每一天如果一帆风顺地度过，总感觉生活是一片空白，只有真正面对过、经历了生活，生活才会有意义。所以那些让我难以忘怀的苦难，我会把它们用不同的文体记下来。

文化艺术报：你之前获奖，被媒体称为“打工诗人”，另一个近年来很出名的农民诗人是余秀华，你如何看待这些从底层崛起的诗人与诗歌？

左右：对我来说，媒体给我冠名的名号太多了，并没有一个我完全喜欢的。我就只喜欢这样的一个称谓：诗人。不带任何修辞！我和余秀华也有过交集，之前《晶报》请我谈过她。我对从农村，从工厂，从底层崛起的诗人，一向尊敬有加。只要他们写得好，我们都是诗歌上的朋友。他们的作品，有些写的一般，也有些写的真好。但无论怎样，能在这么艰难不易的条件下坚持写诗，确实是一件令人振奋和感动的事。我并不认为所有写诗的都是诗人，哪怕写得好，也算不上一个完整的诗人。他至少要在写诗上有持续的作品生命力、持久的写诗意识以及不老的诗心。因此，不管这些底层诗人的作品怎样，只要一直坚持写，我都尊敬他们。

文化艺术报：余秀华被大众关注，其中一个原因是以她身体的残疾唤起人们对她诗歌的兴趣，但这多少遮蔽了诗人身份本身。那么，底层诗人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呈现出自己的属性？

左右：她被关注确实有这一方面的原因，导致人们关注他的诗的时候，对她感兴趣的地方并不是诗歌本身，而是她身上令人好奇的标签，比如农村、脑瘫、女诗人等。底层诗人也好，高层诗人也罢，不管是哪个行业，哪个地方的诗人，呈现自己属性的唯一出路只有一条：写！不断写！往死里写！

文化艺术报：你的微信封面的照片很有意思。照片上写着“左右时代”，一语双关。这是属于你的时代吗？这是属于诗歌的时代吗？

左右：这个纯属好玩，我是个追求有趣好玩的人。我的朋友经常给我拍些与我名字有关的照片，微信封面那张照片是北京的一个地标。这是属于诗歌的时代吗？悲观的人总是一个劲地强调：诗歌死了。如果你是个乐观主义者，那答案就是肯定的。诗是这个世界上最纯净的信仰，因为你信它，它能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信仰和愉悦。乐观的人从不接受诗歌边缘化这个说法，因为他们坚信，只要有诗，盛唐的水平为期不远，盛唐正在返回的路上。

文化艺术报：你目前手头上有创作吗？之后的写作计划能透露一下吗？

左右：省宣传部和我签订了一部童话《一只蚂蚁上路了》，马上就要完稿了。另外，我和北京一家出版社签订了两本书，一本是给小学生编的诗，四五月份就快上市了。另外一本书我的随笔散文集，还没有印出来。至于写作计划，我现在计划写点别的，等身体好一点了，想去丝绸之路走走看看，写些这方面的书。

文化艺术报记者 魏韬 实习生 刘传

编辑：张瑞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