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评论》2020年第5期
民国十八年（1929年），这个在今天听起来陌生的年份，在陕西籍作家张浩文的《绝秦书》中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时隔6年，《绝秦书》再出“修订版”，这种现象在当代文学中并不常见。据张浩文在《关于修订版的说明》中所言，现在这个结局其实是小说原有的，是最完满、最权威的版本。此外，针对《绝秦书》的书名争议，作者作了三层意思的交代：其一“绝秦”意在表明民国十八年饥馑的惨烈，“秦人几绝矣”；其二，“秦”在甲骨文中意为“收获”，“绝秦”意指民国十八年庄稼绝收；其三，“秦”指向中国专制文化，“百代皆行秦政”，“绝秦书”既表明民国十八年灾难是“人祸”，又更进一步将“人祸”指向专制政治和专制文化。如果说前两层意思意在点明书写对象为陕西民国十八年的大旱灾，那么最后一层意思则表明了作者以灾难为切口对乡土中国命运所进行的思考。《绝秦书》对灾难的反思是全方位的，天灾、人祸、政弊、经济、文化、伦理……其中，最能体现这部小说深度的是灾难背后的文化反思。面对中国乡村社会的深重积弊和艰难转型，传统儒家文化与现代西方文化似乎都陷入了窘境。张浩文将“乡土”中国置于新旧交替中西对峙中，因此来探索乡村现代转型的艰难步履，由此表达他对现代性的独特思考，这一点在城市现代化恶性膨胀和伦理道德迷失的当下具有非同寻常的文化启示意义。
一、乡村灾难与儒家文化的两面性
《绝秦书》首先是一部灾难小说，“序曲”陕西民歌《卖老婆》直接点明了所要描写的对象。但在具体的展开中，作者用了一半以上的篇幅进行铺陈，详细描述了“周原膴膴，堇荼如饴”（《诗经·大雅·绵》）的关中沃野，围绕着绛帐镇和周家寨，作品花了大量笔墨展现了关中平原的自然风景和风俗民情。叙述始于民国十六年，周家寨的村民沉浸在庆祝大烟丰收的耍社火中，虽然很快族长周克文一家遭遇了土匪抢劫，但危机在周克文的冷静处理下化解，周家寨仍然沉浸在原始乡村的平静当中。在周家寨的一片丰收祥和中，作者不动声色地展开了历史的全景描述。土匪当道，周克文的大儿子周立德决心从军，牵出动荡的社会乱象和军阀弊政；二儿子周立功从北京毕业归来，立志效法晏阳初展开乡村建设运动，掀开了平静乡村的文化冲突；军阀混战，烟贵粮贱，政府以征收“白地款”强迫农民种植大烟……种种背景，为民国十八年的天灾人祸埋下了伏笔。
烟祸横行，苛捐杂税，经济凋敝，面对这些社会弊病，靠土地生存的农民早已不堪其重，即使是八百里平川的关中平原，抵御灾难的能力也十分脆弱，一旦遇到自然灾害，等待他们的将是悲惨的命运。因此，当民国十八年的大饥馑降临后，陕人遭到了致命的冲击。关于这次灾难，史料记载只有一个个冰冷的数字，“据国民党政府有关资料统计，民国17年全省91县（包括西安、长安）户数210余万，1180余万人，民国18年（1929年）灾荒波及80余县，同年11月全省死亡达250万人，外逃40余万，灾民535万余人。”[1]其中，尤以关中西部灾情严重，昔日富饶的三秦大地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卖儿鬻女，人相食人。然而，面对如此惨烈景象，当政不思救灾，消息闭塞，陕西未能得到外界及时救援。1933年5月25日，鲁迅在回复陕西籍“左联”作家周茨石的信中写道：“灾区的真实情形，南边的坐在家里的人，知道得很少。报上的记载，也无非是‘惨不忍睹’一类的含浑文字，所以倘有切实的纪录或描写出版，是极好的。”[2]灾难发生后，农村几乎没有任何自救的能力，但真正造成乡村如此脆弱，不能得到及时救济的却是“人祸”。“在专制制度下，信息的封锁让外界难以了解灾情，不受制约的政府和官员会利用手中掌握的资源大发灾难财，因而迅速把自然灾害扩大为社会灾难。”[3]小说中的县长孙雨田就是其中一例。面对灾民请愿，征不到税粮的孙县长下令拉走全县义仓粮食，完成赋税后还剩有余粮，他转手卖掉，钱款落进了自己的腰包。究其原因，军阀混战，弊政丛生是灾难迅速扩大的社会根源。此时正值冯玉祥和蒋介石中原大战，主政陕西的宋哲元不仅不思赈灾，为了支援冯玉祥军队前线供应，他反而提前征收五年粮税，指使部下武力筹粮，在军政会议上公开表示，“宁叫陕人死绝，不叫军队受饿”[4]。《绝秦书》以丰富的细节弥补了陕西民国十八年这场大饥馑的历史空白，唤醒了人们对灾难的记忆，其对灾难背后“人祸”的全面剖析在当代灾难书写中是独一无二的。
但作者对灾难的反思显然不满足于单纯的社会批判，军阀混战背后是中国几千年的专制文化，在新版“关于修订版的说明”中作者表达了“对中国社会走向的期望：告别专制，拥抱民主”[5]。既如此，透过灾难的“人祸”表面，如何判断滋生专制制度的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价值，将决定《绝秦书》在文化反思层面所能达到的深度。这主要体现在书中极力塑造的正面人物周家寨族长周克文身上。对于周克文这一形象，现有的评论基本上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化倾向。一部分评论者赞同周克文身上体现出的民间智慧和儒家“仁爱”思想，“显然，周克文的民间智慧与儒家的立善存仁思想密不可分，正是由于他秉承`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儒家之道，”[6]由此认为，“作品在展示饥荒所带来的灵肉相残的人性罪恶时，依然表达出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强大生命力。”[7]另一些评论者则对周克文以及他所代表的儒家文化给予毫不留情的批评，“周克文所代表的儒家文化在面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时显得脆弱无力。”[8]“周克文作为儒家文化的代表，乡村族长，他的个人修行不仅无法拯救苍生，连他自己都拯救不了，而且他本人也是道貌岸然，私心杂念疯狂生长的一个复杂之人。”[9]
辩证地来看，周克文是传统士绅的典型，这一形象糅合了《白鹿原》中白嘉轩和朱先生两个人物的特征。他既是一族之长，是传统乡村的权力中心，有着封建族长的权威，又有朱先生的儒者之心，继承了深厚的关学传统，有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儒者成圣”之心。作者通过大量直接言论和间接描写突出周克文的儒家智慧和圣人之心：
“盗嘛，就是盗窃，道嘛，就是仁义道德，盗亦有道的意思就是贼娃子也要讲仁义道德。”（15页）
“周立功知道‘明德’二字源于《大学》，寄寓着他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门楣两边的门框上是一副对联：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耕读传家。”（33页）
“天不变，道亦不变，忠节孝悌礼义廉耻是万世不改的规程。”（62页）
“韩信说过，‘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这是守信忠义，信义乃立世之本。”（85页）
“钱可以少挣一些，可作为士绅，他不能看着孔孟之道在这里断了根啊，这是剜他的心头肉！道统散，天下就散了，那还了得！”（476页）
以士绅自居的周克文，在族人都种大烟时，坚持认为生财有道，改种棉花和庄稼；他的一言一行都在践行儒家的伦理道德，在旱灾时带领乡民祈雨、请愿抗税。同时，周克文还是一个践行儒家“修身”德训的乡绅，主动帮助孤寡贫户，处处讲究仁义礼智信，充满了人情味，如在周立功和引娃违反族规时放走儿子赎出引娃，在发财和赈灾维护道统之间选择赈灾等。作者对于周克文这一人物形象的态度倾向十分明显，确有发掘儒家道德文化生命力之意。但出于理性反思和现实主义创作的客观真实性，周克文身上也体现了传统伦理道德执拗、迂腐、自私乃至虚伪的一面。如用孕妇给棉花催生，反对妇女解放，用活人祭祀，表现了周克文的愚昧执拗；被迫请愿时的两面欺瞒，屯粮导致弟弟一家饿死，则表现了他的自私。如果说这些还不能根本动摇周克文的形象，那么对天主教赈灾的盲目排斥，为维护道统而决心赈灾的举动则让周克文的“仁义”显得虚伪而可笑。就周克文这一人物的内在统一性而言，新版的改动要比旧版更合理。旧版周克文在寨墙上的大义凛然强化了他的仁义和骨气，实与他复杂的人物形象不符。
面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崩塌，乡村艰难的现代转型，周克文显然是无力的，他和他开设的粥棚最终被洪流卷走：“山呼海啸般的人流奔涌过来，粥棚瞬息间被踏平了，周家寨眨眼间被淹没了，周家寨人眼睁睁地被卷入了洪流中，他们呼喊着，哭泣着，挣扎着，被浩浩荡荡的洪流裹挟而去……”[10]这一结局意味深长，它既宣告了传统文化面对灾难的无力，也表明了儒家伦理道德在乡土现代转型中的溃败。
可见，张浩文在面对传统文化时是清醒的，并没有像许多陕西作家新世纪以来的小说那样对传统和乡土缺乏必要的审视距离，从而形成赋魅书写的潮流。那么，为何作者在塑造周克文时又极力突出他光辉仁义的一面？有评论者指出了小说在叙述上的犹疑和摇摆，“他时而像个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在冷静叙述周家寨，时而又像个多情的诗人，赞叹歌颂关中的山川风景，抒发对土地故园的一往深情。”[11]叙述风格的不统一造成了叙述者对周克文和儒家文化的犹疑态度，当叙述者对关中大地充满回望的深情时，忍不住要赞美周克文和他背后以儒家文化为根基的乡土，而当他冷静反思灾难背后的社会原因和文化根源时，便与他的审美对象拉开了适当的距离。进一步来看，周克文身上表现出的内在矛盾性，既反映了作者面对传统儒家文化的矛盾心态，同时也客观呈现了儒家文化本身具有的复杂性和两面性。
二、乡村建设与启蒙的困境
如果说叙述者在犹疑和摇摆间，对周克文的态度大体上呈现出热情大于冷静的倾向，那么对于小说中仅次于周克文的人物周立功和他所代表的西方/现代文化，叙述者的态度则过于冷静，甚至显出相当的冷淡。
周立功是新文化运动培育起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同时他也是乡村子弟，对乡村充满了深情。出于对乡村的热爱，这位北京大学毕业的知识青年放弃了在京就职的机会，谢绝了地方各级政府任职的邀请，毅然决定效仿梁漱溟、晏阳初等人，回乡开展乡村建设运动。晚清以降，“启蒙”已成为知识阶层的共识，从严复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到梁启超的“新民说”，再到五四的“国民性改造”，启蒙者逐渐意识到“走向民间”、启蒙广大民众的重要性。从启蒙的角度看，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正是启蒙思潮向民间尤其是广大乡村的延伸。周立功在开展乡村建设运动中秉持的是启蒙者的立场，“改造旧乡村建设新乡村，关键在转变人的思想观念，只有观念改变了，才能有移风易俗的行动。”[12]然而，要在“民智未开”的关中地区移风易俗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
“像引娃这样的年轻人什么都不知道，简直就是睁眼瞎，他先得教他们识文断字，这才能睁眼看世界，然后用现代文明熏陶他们，让他们知书达礼，变成新国民。”[13]
理想的热情甫一开头就遭到了冷遇，识字班开学第一天，只有引娃一个人，无论周立功怎么动员，农民根本认识不到识字的重要性，最后还是周克文以唱戏的方式启发了村民识字的热情。在教学方法上，周立功生搬硬套，不能根据农民的实际心理调动积极性，远不如周克文灵活生动的教学方式对农民有用。
识字班虽然收效甚微，但至少得到了族长周克文的支持，在接下来的思想观念宣传上，周立功和周克文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周立功宣传反对妇女缠足的思想在周克文看来是胡闹，男女平等、婚姻自主更是引起公愤，周克文一怒之下关了办学的祠堂。识字班不了了之，周立功又着手排新戏，想以文明戏的方式对乡民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这次尝试直接断送了周立功乡村建设的希望，若不是周克文爱子心切为他顶罪，他免不了一顿族规惩罚。
纵观周立功的乡村建设运动，基本上不离梁漱溟、晏阳初等人的平民教育思想，“民主”、“科学”的启蒙思想是他们乡村建设的基本依据，但由于种种内外因素，乡村建设虽在短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却并未根本解决乡村问题。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启蒙者内在原因而言，“他们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复杂性没有深刻的领悟，只流于表面现象，而其解决问题的办法也过于简单，充满理想化的色彩，完全依赖欧美科学实验的精确方法来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所以就难以找到与中国乡村的契合点。”[14]虽然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运动最终流于表面，没有根本改变农村的“愚、贫、弱、私”，但他终身致力于平民教育，孜孜不倦，仍然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晏阳初的践行既源于他所受的基督教“博爱”精神的熏陶，也与他从小深受的儒家“仁爱”思想有关。反观周立功，他虽然受到了西方现代文化的培育，却只得皮毛，未得精髓，只知大而空的理论和主义，完全脱离农民阶层，以知识精英的姿态面对他们，既得不到他们的信任，也无法使他们产生共鸣。而在另一方面，又轻易丢掉了传统文化对农民有利的一面，无力争取士绅的支持。脱离了基督教博爱精神和儒家道德伦理，“民主”和“科学”只能沦为“理性至上”的功利主义，像钱穆所说的，“但在西方文化，苟无耶稣教，民主政治只像在对人争权，科学只像在对物争利，一切全落在物质与权力上，全成为一种斗争性，全是功利色彩，循是演进……而自己传统文化，又一时急切摆脱不掉，菁华丢了，糟粕还存。” [15]
周立功身上体现了知识分子在现代转型中的这一困境。在以乡绅为权力中心的传统乡村结构中，他们失去了传统士绅阶层影响乡村的威望，因对乡村缺乏深刻的了解而无法胜任启蒙者的角色。周立功在乡村建设失败后，又将希望寄予办纺织厂，为此写出洋洋五千言《试看今日之陕西烟祸》，斥陕西烟祸横行，谴责当局，以期禁烟推广棉花种植。不料空有理想主义，触犯各方利益遭来牢狱之灾，若不是引娃连日奔走，兄长献出古董，则性命难保。传统文化的惯性之强大，是周立功这样的现代知识青年完全无力把控的，简单照搬西方现代文化来应对复杂的中国问题，显然也是无力的。
周立功自身的羸弱和道德无能，则表明了知识分子反封建反传统的矫枉过正，连着儒家伦理道德积极一面也一并舍弃。面对引娃，周立功起初基于现代人道主义立场还能表现出一定的同情，由此赢得了引娃的爱情。到了身陷囹圄，理想受挫后，则连基本的同情都失去了，对有情有义的引娃表现出了十足的冷漠。更令人不齿的是，旱灾发生后，周立功看了碑文上记载的荒年惨象，竟然“又惊又喜”，惊的是灾荒如此惨烈，喜的是眼下灾荒更甚，家里的存粮能卖更多的钱，写信让周克文卖粮筹钱，助他建厂。面对受难的乡亲，周克文即使虚伪自私，但出于道统维护至少还有恻隐之心。周立功却满脑子大道理，一心想着干大事出人头地，丝毫不为惨象所动，可见他骨子里既缺乏西方人道主义精神，也没有传统儒家的“仁爱”之心。最后在周立德和守备营长刘风林冲突时，毫无立场，丧失了作为人的最基本的价值判断，将自私懦弱的一面表现到了极致。
乡土命运是20世纪中国现代化转型的重大命题，即使在当下，乡土的命运也格外惹人注目。乡土何去何从的背后，不仅体现了知识分子进行启蒙的困境与现代化转型的艰难，而且更深层次地牵扯着乡土文化的现代转型。周立功这一形象的单薄、羸弱和内在矛盾，反映了作者对乡土现代转型的思考。“真实的作者的形象在小说中是存在的，他的态度、价值观不仅影响着他对小说情节、人物和主题问题的处理，而且还影响着读者的阅读和理解。”[16]透过周立功这一形象，作者给出了自己的态度和价值观。在刻画周立功时，叙述者的态度显然要比对周克文冷漠得多，对新一代知识分子改变乡村的启蒙热情不仅不给予理解和同情，反而隐约含有讽刺之意。周立功写文章揭发陕西烟祸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知识分子敢于发出声音的良知，但紧接着作者就将周立功贪生怕死、软弱无能的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至于最后放走刘风林的举动，作者让他完全丧失了最基本的理性判断。相比而言，乡村女子引娃虽然大字不识，却个性健全、有情有义，周家老大周立德身处军阀阵营，却能在机智英勇之余保住德性。种种叙述的矛盾实际上都源于叙述者隐含的真实声音，即对知识分子进行乡村启蒙和社会改革的不信任，继而表现出对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恐惧、隔膜和对现代文化的怀疑。
三、文化对话：基于传统文化复苏的现代性反思
长期以来，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滞后，乡土文学作为陕西文学的地域标签为人熟知，对乡土的精神眷恋使得陕西作家在新世纪以来不但没有拉开理性审视的距离，反而一次次重返乡土，寻找应对都市文明的精神资源，从而形成了乡土赋魅书写的潮流。这种倾向在近几年出版的几部具有影响力的长篇小说中表现得尤为显著。贾平凹最近的长篇小说《山本》为秦岭立传，表达了他对现代文明取代传统文化的隐忧，以及对根植于乡土的传统文化的坚守。分别获得柳青文学奖的两位陕西女作家周瑄璞和王妹英，她们的长篇力作《多湾》和《山川记》，虽然关注重心一为历史一为当下，但这两部作品不约而言表现了对传统和乡土的精神依赖，将乡土和传统当作应对都市化精神迷失的力量源泉。除此之外，陈彦的长篇小说《主角》则从民间文化的角度表现出对传统割舍不断的情结。李建军在论及陕西文学传统与经验时认为，“对现代都市文明充满误解、恐惧和敌意，乃是很长时间里陕西文学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倾向”[17]。上述这四位作家分别出生于四个时代，但他们作品中表现出的对复苏传统文化的强烈倾向却惊人一致。究其根源，这种书写倾向仍然出于他们对现代化过程和现代性问题的一种回应。
现代性是百年中国发展历程的焦点，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性的展开过程即理性化的过程，“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众生活中销声匿迹。”[18]百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带给人们美好前景的同时，也使人们不得不承受“现代化的代价”，其中最重要的失衡即对“工具合理性”的片面追求而导致的“价值合理性”缺失。如果说西方文化的“理性化”过程导致了宗教世界观的瓦解，那么在中国，“理性化”所要“除魅”的对象主要是儒家为主导的“传统主义”，传统秩序、传统习俗、思维模式以及儒家伦理道德类似于宗教的正当性和神圣性。新世纪以来，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多元文化价值观，使得传统文化复苏，再次回到文学书写的视野，成为反思现代性、抵御全球化的思想资源。这样的大环境下，陕西文学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惯常表现的“城乡二元对立”思维发生了逆转，乡土和传统作为精神乌托邦的意义凸显，儒家传统文化在现代性的反思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与此相对的，是对工业化、现代化的都市文学的恐惧和排斥。“坚守文学的地方性与本土化，坚持以乡村传统中温馨的社群关系和浓郁的情怀抵御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人际关系疏离、土地意识淡化和文化同一化的威胁，往往隐含着一种抵抗全球化的文学与文化立场”[19]然而，这种立场如果缺乏了基本的理性精神，将可能走向反现代性、反文化的偏激立场。
《绝秦书》虽然以灾难为书写对象，但整体基调仍然是乡土的，以民国十八年的大旱灾为切口，探讨现代转型过程中乡土中国的命运：农村经济的凋敝、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儒家伦理道德的无力、人性的善与恶……在基本的价值立场上，作者显然更倾向于乡土社会和儒家传统，如对关中乡村图景的诗意描写，对关中民俗风情的展现，和对乡绅周克文的理想化塑造，体现出比较明显的乡土赋魅特征。但同时，作者能够以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主体立场，拉开与审美对象的必要距离，从而在社会、人性批判的之中，深入到文化的批判层面。笔者前面对周克文和周立功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文化作了详细的分析，小说在多方面描写了周克文与周立功的思想冲突，以此来展现儒家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这一点真正展现这部作品的独特价值。我认为，《绝秦书》所展现的与其说是文化冲突，不如说表达了作者对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对接的思考，在双重批判中展开了潜在的文化对话。一方面，通过周克文这一形象，探讨了传统儒家伦理道德的生命力在乡土中国转型下能达到的限度。在现代化进程中，面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意义消解和“价值合理性”的日益丧失，如何将传统儒家伦理道德中具有“形而上”的价值层面转化为当下的文化资源，以弥补文化现代性“理性化”过程中终极意义的丧失，是周克文这一形象的文化意义所在。另一方面，通过周立功的形象，作者探讨了现代文化（西方文化）进入乡土中国的艰难过程，反思百年中国面临的“启蒙”和“现代性”两大难题，继而提出如何将西方现代文化转化为乡土中国内在的现代化资源，仍然是当下面临的文化难题。小说在展开文化对话的当中，倾向性是客观存在的，甚至常常由于审美距离太近而对现代文化缺少应有的理性思考，但作者在传统与现代两个维度上对现代性所作的反思亦不应抹杀。
由于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思想文化启蒙的艰难和传统社会文化强大的惯性，当下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实际上远比西方社会复杂。正如有论者指出的，当下是现代性问题与前现代性问题并存的时期。因此，在一味的反思现代性当中，片面追求传统文化的复苏，将有可能造成前现代性问题的搁置和遮蔽。在现代化进程远未完成之时，启蒙仍然是一个必要的过程，乡土中国仍然需要新一代的周立功们不断探索、不断反思，或许这也是作者在新版中改动周立功这一人物的命运的因素之一。
被赶出家族的周立功奔向上海，成为资本家，最终在1949年逃往台湾，“登船之后周立功一直站在甲板上，怔怔地朝北眺望，恍惚中他觉得这艘船是航行在渭河。前面是秦岭山，背面是黄龙塬，塬下就是周家寨，寨门口的大槐树他看得清清楚楚。”[20]这一幕与投向共产党的周立德重回寨子的情节相呼应。无论他们的文化立场、政治倾向和未来命运如何，他们对故乡周家寨的情感是一样的。象征着乡土中国和传统文化的周家寨已被卷入历史洪流，周克文的三个儿子，立德、立功、立言，分别选择了不同的道路，立德参加革命、立功走向西化、立言坚守传统，他们最终因此走向了不同结局。“这真是一胞三胎啊……”作者借书中人物之言，给出了意味深长的结局。
不可否认，《绝秦书》在某些方面确实还未臻于至善。在结构安排上，背景铺垫过长与直接描写灾难的篇幅过短有所失衡。在细节描写和人物刻画方面，则存在着一定的失真问题，最明显的便是周立功这一形象前后表现出来的巨大反差，周克文和周立德的塑造又过于理想化。在涉及人物心理描写的地方，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缺失，如在处理吃人肉、砸死亲骨肉此类情节上未能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但总体而言，《绝秦书》为当代灾难文学书写掀开了新的一页。作者张浩文秉持“抵制遗忘”的忧患意识，全面再现了民国十八年的社会历史，以文字为民族苦难竖起了一座历史丰碑。以史为鉴，民国十八年的灾难不应被遗忘，也不能被遗忘。同时，基于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性精神和现实主义的真实追求，作者深入到传统文化的肌理当中去反思农耕文明走向奔溃的深层原因，对乡土中国的百年现代化进程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面对百年现代性的难题和传统、启蒙、革命的复杂纠葛，“乡土”中国的命运将走向何方？如何在传统与现代的双重批判中汲取现代化的思想资源？这既是张浩文在《绝秦书》中致力探讨的，也是现代化进程加速发展的当下社会无法回避的文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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