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也就是二十年前，延川县委、县政府决定恢复一度停办的《山花》文艺报，《山花》由原来的16开4版扩大为8开4版，复刊后的《山花》交由县文联主办。
1998年，也就是二十年前，延川县委、县政府决定恢复一度停办的《山花》文艺报，《山花》由原来的16开4版扩大为8开4版，复刊后的《山花》交由县文联主办。
当时，我担任延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任县委通讯组组长，主管全县新闻和文化艺术工作，也是《山花》编委会的成员。为了祝贺《山花》复刊，我采写了一条《延川是一个作家县》的消息，披露了《山花》从1972年创办以来，先后培养了延川三代二十多位作家。这条消息在《陕西日报》《延安日报》发表后，被国内多家报刊转发，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山花》创办人谷溪，时任《延安文学》杂志主编，也出了一期《延安文学·延川作家专号》，集中展示了延川三代作家的创作成果，评论家李星为本期专号写了一篇评论文章《今日山花更烂漫———延川作家专号漫评》，放在卷首，文坛开始关注《山花》现象和延川作家群。
就在此时，我在省城西安遇见了诗人远村，他说，1991年夏天，谷溪、路遥、闻频三位《山花》创办者在省作协相聚，他也在场，路遥提出《山花》二十周年要好好操办一下，出一套《山花文集》，他届时出面请一些有名气的作家回延川。由谷溪负责与县里联系。好像县上开始还很积极，不知什么原因，最终未能落实。我说，三十周年也快了，这个事还可以办。远村说，要办成这个事，还得请谷溪老师出面，史铁生、陶正、荆竹的书稿还得他来约。如果这事办成了，既可以为延川文学事业做一点贡献，也了了已故作家路遥的一个心愿。
接下来，我们反复讨论编辑方案，初步设想“山花文丛”分两辑20本出版，第一辑为路遥、陶正、史铁生、闻频、谷溪、浏阳河、荆竹、海波、刘风梅、张晓燕等作家、诗人的作品集。第二辑为白生瑞、阳波，白月宁、远村、厚夫、倪泓、泰气、张北雄、崔完生、杨英等作家、诗人的作品集。我们的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了谷溪老师的支持，他分别给史铁生等人写了信，刘风梅、白生瑞、厚夫、泰气等人积极响应，并出主意，想办法，使我们的方案更完善，更可实施。
当时我们还年轻，一时冲动，觉得是在做一件大好事，可真正实施起来，却遇到了许多困难。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经费困难。这是一个宏伟的出版计划，需要有足够的经费作保障，钱从何来，我们首先想到要靠县里支持，我和远村回县里找到了县委书记李建社，给他汇报了我们的设想。李书记说，这是好事，我支持你们，至于费用，你们先想想别的办法，实在不够了，县里给兜底。对于一个年财政收入不足3000万元的国家级贫困县，主要领导能有这个态度，我们就很高兴了，也有了把事情做下去的胆量和底气。二是征集稿件的困难。与入选作家、诗人的沟通与协调也是一项马拉松式的工作，第二辑是年轻作家，跟我俩都熟悉，有同学、师生情谊，也有强烈的出书愿望，容易在一些具体事情上达成共识，即便如此，每个人的处境与生活状况不一样，在书稿准备、整理方面一拖再拖，大概作者把稿子交到我们手上，将近一年时间。第一辑的征稿要比我们料想的还难，路遥已故，我们想出他的书信集，信件大都在别人手里，关涉隐私，人家不愿公之于众，还有几位没有现成书稿，又不情愿重出旧作，只有个别人有书要出，很快把书稿寄给我们。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再征求大家意见，特别是征得第二辑10位作者的同意，我们决定先把第二辑出了，所需书号和印刷费每人自筹一部分，缺口由县上补齐。至此，“山花文丛”的编辑出版工作才算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远村当过省作协《延河》文学月刊诗歌编辑，时任陕西省政协《各界》杂志主编。他为了节省开支，十本书一百多万字的编辑、校对、装帧、设计，跑出版社，印刷厂都是他一个人在忙，为了体现延川特色，每本书的封面用了画家冯山云的布堆画，书函也用了他的作品。远村是从延川走出去的作家，长期以来，他非常关心和支持家乡的文学创作，积极扶持《山花》和延川作家的成长。我知道他在工作之余，心思和精力都花在这套书上了，克服了多少困难，从未听他抱怨。
与此同时，我也没有消停，工作之余，在延安四处奔波，协调与县里和社会各界的关系，争取出版资金，催促书稿，其中的难处，只能跟远村在电话里说说，他能理解我。我们互相鼓着劲，再难也要尽善尽美尽快地结束这一工作，给延川的文学朋友和自己一个满意的答卷。2000年深秋，“山花文丛”第二辑正式出版了，有中短篇小说集，有散文集，也有诗歌集。分别是刘风梅的小说集《月是故乡明》，白生瑞的散文集《守望陕北》，白月宁的散文集《乡情依旧》，远村的散文集《错误的房子》，厚夫的散文集《行走的风景》，倪泓的小说集《到一斗谷当村长》，张北雄的小说集《快乐的手镯》，泰气的散文集《村烟呓语》，崔完生的诗集《信天游的大地》和杨英的诗集《大山情韵》。
为了出成一套精品丛书，我们还制作了五百个现代而厚重的书函，便于县里领导和相关部门用以对外宣传和交流，也便于读者收藏。果然不出我们所料，在当年冬天和第二年春天召开的全省文联工作会议和全国民间剪纸年会上展示，受到与会文艺界知名人士的高度赞扬，被延安市文联评为“优秀文学作品”，给予表彰奖励。
编辑出版《山花文丛》，得到县上主要领导的大力支持，成立了由时任县委书记李建社任主任，政府县长吴世宏、县委副书记高凤兰、政府副县长冯仁杰任副主任的编委会。县上特聘远村担任《山花文丛》主编，白月宁担任副主编。
出版“山花文丛”第二辑，还得到了著名作家忽培元的大力支持，他时任延安市政协主席、市委副书记。我和远村找他为“山花文丛”第二辑写总序。他爽快地答应了，并在极短的时间里看完了书稿，挥笔写下了六千多字的序文。他在序中对山花现象和延川作家群给予高度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对每位作家的作品进行了文学化和学术化的点评，鼓励我们再接再厉，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由于这套书从策划到出版拖得时间太长，县上原先答应给补缺的经费一分钱都未兑现。好在有忽培元、刘风梅、白生瑞、刘抗美、马延明等领导知道这个情况后，给了我们热情的帮助，才使“山花文丛”第二辑的出版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虽然时隔多年，我们依然心存感激。
（白月宁，陕西延川县人。曾任延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委通讯组组长、县作家协会主席，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主任记者。先后在《瞭望》《延河》《陕西日报》《各界》《延安文学》《黄河报》和《延安日报》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和新闻通讯、报告文学百余万字，结集出版了散文集《乡情依旧》，新闻通讯、报告文学集《雕像》《基石》《托起明天的太阳》《政协委员风采》等。与人合编了“山花文丛”第二辑，被延安市文联评为“优秀文学作品”。）
编辑：高思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