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类型，戏剧在人类各民族的文学史上往往扮演着至为重要的角色。对于古希腊诸民族而言，戏剧作为一种表达伦理、政治及日常风俗等领域的观念的文体，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同时，对于遥远的东方世界而言，戏剧——尤其是乐舞这种戏剧类型，同样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伦理宣教和大众审美的功能。在世界各国、各民族间平等对话日渐成为共同意识的今天，发掘那些尚未得到足够重视的国家、民族的本土文化艺术成为学界新的重任。正是在这一学术语境中，黎羌和柯琳的《东方乐舞戏剧史论》（以下简称“《东》”）得以出版，为学界送来了一袭清风。
从现代学术史角度来看，对对象的考察往往经由历时与共时两个维度。从历时角度看，《东》的“史论”性质体现为对东方世界不同国家或民族乐舞各自发展脉络的精细梳理。例如在《东北亚与俄罗斯乐舞戏剧》一章中，作者从斯拉夫民族的历史发展轨迹的描述出发，详尽考察了乐舞戏剧与俄罗斯民族的历史脉络的关系，且尤其倾向于考察古罗斯人的宗教传统与乐舞的关联。显然，作者是从一种“大文化观”角度，来审视不同意义体系之间的互文性关系，由此便对乐舞的认识更具历史深度。
一般而言，所谓共时角度，亦即对研究对象内部的结构进行静态考察，这也是艺术批评的核心部分。作为艺术史研究的一部分，对乐舞的美学特征进行分析自然尤为重要。因此，《东》对不同民族的乐舞形式做了颇为细致的描写和分析，例如关于印度尼西亚乐舞，作者便对其表演中具体的舞姿方式进行了描述和分析，从而展示出印度尼西亚乐舞艺术与印度舞论之间的关系，揭示出这两个不同民族之间的艺术关系和文化传承。显然，作者从共时性的艺术结构分析角度，是其考掘艺术史事实的重要手段。
在东方诸文明体系中，中华文明毋庸置疑地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其中一个原因，便体现为中华文明对周边国家或地区文明的建立和形成所发挥的影响作用。在这方面，《东》以十分耐心的笔法，对乐舞这一独到的艺术维度，对中外文化交流的漫长历史做了非常详实的探讨，旨在借此体现出中华文明的重要价值。同时，作者也对其他国家的乐舞及其承载的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兴起和繁荣所做的贡献进行了梳理，并以此隐含地表达了这样一层观念，即中华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大气与包容，恰是其数千年来屹立于各民族文化之林的主要原因。
由此可见，《东》的出版不仅意味着对东亚、东北亚及东南亚等地区的乐舞这种特定体裁的学术梳理，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借一种学术史的书写形式表达了不同民族之间文化交际的重要性。当“多元”与“共荣”成为全球时代的共同主题时，《东》的作者显然以中国学者、东方学者的身份，为了这个宏大的目标的实现做出了独到的贡献。
张碧（西北大学博士生导师、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