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白忠德
走进秦岭，我是忘记了英国生态批评家、利物浦大学教授乔纳逊•贝特在《大地之歌》中传递出的忧虑与恐惧。
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生态作家责任凸显，他们共同挖掘出一条大河，这河就叫生态文学。河里生物多样，泥沙都有，把它搞得很浑浊与太清澈，都不好，不浑不清的倒能养出大鱼。
我这话的意思是，不要纠结于概念，而是要诊断出病因，开出可行管用的药方，并按这方子抓药煎服，以减轻甚而根除疾患。
不难发现，人类中心主义、征服与控制自然观、欲望动力论、唯发展主义、科技至上观、消费文化，这些都是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对抗的重要因素。要解决这些困扰我们的难题，必须克服人类中心主义，树立生态整体观，弘扬生态意识和生态责任，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健康发展、绿色发展。这就需要生态作家们用敏锐的目光、深邃的思想、担承的道义，以生态文学为载体进行调和、彰显、践行。
由此，我们必须清除一个人类根深蒂固的观念——征服与控制自然观，这是所有因素中最核心的。霍克海默说，这种观念在人类的始祖“把世界作为被捕食的动物并向其投射功于算计的注视中就有其萌芽了”。写出《寂静的春天》的生态作家卡森，是坚决反对人类征服和统治自然的。她坚信，在自然这个大系统里，人类只是一个部分，是巨大的生命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我们还在使用‘征服’这个词。我们还没有成熟到懂得我们只是巨大而不可思议的宇宙的一个小小的部分。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在今天显得尤为关键，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人类具备了能够改变并摧毁自然的决定着整个星球之命运的能力。然而，既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那么，它的反自然的战争必然也是针对自己的战争。”人类能力的急剧膨胀，“是我们的不幸，而且很可能还是我们终极的悲剧。因为这种巨大的能力不仅没有受到智慧的调节，而且还以不负责任为其标志。只有很少人意识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意识到征服自然的最终代价就是毁灭人类自己”。
在《缅因森林》里，梭罗对渴望征服地球所有高山顶峰的登山者发出谴责：“山顶是地球未造完的部分，爬上那地方，刺探神的秘密，考验它们对人类的影响，这是有点侮辱神明的。也许只是胆大妄为、厚颜无耻的人才会去那里。原始种族，如未开化的人，就不会去爬山，山顶是他们从未去过的神圣而神秘的地带。”然而，现代人却“习惯于认定人无处不在，每一个地方都有人的影响”。梭罗模仿大地母亲的口吻对登山者发出警告：“这个地方不是为你准备的。我在峡谷里微笑还不够吗？我从未把这块士地作为你的立脚之地，没有把这里的空气供你呼吸，让这些石头作为你的邻居，我不能在这里怜悯你，也不能爱抚你，但我永远会无情地把你从这里赶到我能宽容的地方。为什么在我没有召唤你的地方来找我，然后埋怨因为你发现我只是一个后娘？”
卡森、梭罗他们说的多好啊，可惜我们跑得太快了，听不进他们的告诫，丢掉了自己的灵魂，吞下了自然严厉报复我们的苦果。
西方人建立生态伦理新观念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大自然的权利》中，美国思想史学者罗德里克•纳什指出，大自然自有其内在价值和天赋权利，人根本没有理由和资格滥用自然。把劳工、黑奴、妇女和印第安等少数族裔解放出来后，人类开始了解放动物。正如著名动物保护主义者珍妮•古道尔所说：“就像黑人不是为了白人，女人不是为了男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一样，所有的野生动物，它们也不是为了人类才来到这个世界的。所以我们要重新与它们确立一个关系——和谐。”
我们也要建立起符合民族传统的生态伦理观。一旦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得到健康稳定的发展，生态文明与生态平衡的理念得以确立，将会对我们人类未来产生深远影响。事实已经或正在证明，人类与自然和解退让，会给我们带来什么。
近来看了谢宗玉《生态文学之思》，我是非常认同谢先生的论断：“生态文学当然应关注花木藤草、鸟兽虫鱼，对大自然怀有敬畏之心，反思人类的急功近利，但也不应忽略现代文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生态保护的重要性。时代已经走到了21世纪，与其退却去求诸历史，不如勇闯去求诸未来；与其反工业反现代文明，不如加大力度，多快好省地发展科技，推动文明滚滚向前。想想看，当农业、畜牧业、食品制造业更高效环保地提供健康的食品时，当无污染能源应有尽有时，当人类出行都在天上飞、地面的道路可以废弃时，当人口得到有效控制不再给地球过大压力时，大自然无须伤及本体，就能给予我们馈赠，比如清风明月、花香雨露，那时，回归自然怀抱的我们才是问心无愧的。”
当前还有个隐忧，需要引起足够重视，那便是对于生物尊重过度与不足的问题。我们对熊猫的关怀有些热情过头，打着科学的旗号不断惊扰，使得它们只好东躲西藏。尤其是哺乳期近距离观察，严重干扰育幼，有的熊猫妈妈定力不足，忍受不住，最后丢下宝宝跑了。那些所谓低价值、无价值的生物，往往被我们漠视甚至无视。而那些对我们有害的生物，常常是要被剿杀的。如何唤起人们对所有物种一视同仁的尊重与珍爱，实现生命面前完全平等，是生态作家的重要职责，也是我今后创作与努力的方向。
人类和所有生物共同享有这个星球，曾经相依相存，共同面对大自然的残酷和挑战。然而，有一天人类的技能大大超出一切其他生物，占据了全部优势。其他生物成了被支配、被掠夺的对象，它们的生存及其命运就不再是自己的事情，更取决于我们人类的态度和行动。我们曾疯狂捕杀动物，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欲望；我们也曾大规模开荒种地、建房修路，把动物逼到狭窄偏僻荒寒的地方。我们的行为加剧了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引起自然的警告与报复。我们真的应该与自然处成朋友，而非敌人，善待自然也就是善待我们自己。
这在熊猫身上得到了很好体现，随着中国社会进步，大熊猫保护事业得到长足发展——动物保护有了立法，生态环境持续变好，熊猫栖息地进一步扩大，野生熊猫种群数量上升。正如胡锦矗教授在《最后的熊猫》中文版《序》中所说：“野生大熊猫种群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衰退之后，到21世纪初已达约一千六百只，目前估计已近两千只。……当代大熊猫仍保留着较高的遗传多样性和进化能力。”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全球性环保组织——世界自然保护联盟，2016年9月5日发布报告，将大熊猫濒危等级从“濒危”降为“易危”，这从侧面印证着我国大熊猫保护事业取得的显著成就。
傥骆古道、子午道等古道穿越秦岭，曾经人烟繁盛，由于山大沟深、交通不便、水患灾害，人们纷纷离开了这里，人们的自发迁徙为熊猫腾出了地盘。在佛坪三官庙、大古坪，洋县华阳，周至老县城，好多地名和庙宇、陵墓、栈道、断桥、城垣遗址，证实了我们的结论。以三官庙举例吧，蒸笼场、骡马店、火地坝、李家沟、瓦房沟，那些淹没在丛林荒草中的房屋痕迹，昭示出昔日的繁华热闹。自然条件的恶劣制约了生产生活，居民大量迁出，如今仅剩下三五户，房屋倒了，耕地荒了，草呀树的趁机发疯，熊猫、羚牛、野猪们重新占领了这里。再过个一二十年，几个健在的中年人故去后，他们的子孙后代是不会再回来的，这儿就是名实相符的熊猫家园了。
村庄是人居住的地方，熊猫村庄便是人与熊猫混居的地方，三官庙居民越发少起来，熊猫愈加多起来，成为最后还有人户的熊猫村庄。终有一天，便只有熊猫了，那就改名“熊猫村庄”好了。我是期待着有更多地方，被岁月剥蚀为最后的熊猫村庄。
我也相信这一天不再遥远。20世纪90年代末，国家在秦岭实行了严格的天然林保护和退耕还林、移民搬迁工程，进一步扩大了野生动物的生活空间。由长青林业局转制而来的长青自然保护区的经验表明，只要人类与自然打交道时克制一下欲望，保持一点谦卑，选择一些退让，自然便回报你想象不到的福祉与恩泽。
十年树木，老祖宗说得真好。我在华阳看到，伐木工人曾把这儿的好多山山岭岭剃成了光头，可经过二十多年的休养生息，次生林又长得高高壮壮了。这是一种希望，也是一种启发，只要我们愿意与自然和解和谐，自然就会宽宥我们，回赠我们以充沛的水流、清新的空气、丰富的植物、多样的动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