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美）帕特里夏·伊萨克斯·雷希尼奥 卢婧雅 胡宗锋 译
重返中国后的第二天，我去了英语系，收拾我的办公桌和电脑。行政助理的英文名字叫朱莉，教我如何从中文版本的Windows转换成英文。现在我可以和家里的人互发电子邮件了。
中国经历了惊人的变化。一九八二年我见到的中国几乎完全是一幅农村气象。饮食是单调的豆腐和白菜；室内下水系统很少见；驴车在毫无生气的街道上磨叽。人们过去常常跑到路边，盯着看路过的小汽车，而现在都开上了自己的小车。
走过彩虹桥来到新公寓时，我心里感到很紧张，因为过了这么久，我又回到了原来的社区。这条路我走了几百次，二十五年前的景象在我的记忆中慢慢模糊了：灰砖砌成的家属楼周围是夯土，猪在公寓后面的垃圾堆里觅食；路边是一排排的梧桐树；清扫人行道的是挥舞着扫帚的保洁大军。
我眼前的画面与记忆中的略有不同，只是我很难聚焦，好像我的两眼不协调了。梧桐树比三层楼还高，家畜家禽没了踪影。建筑物的两侧都安装了电缆，电线盘绕着通向接线盒。陕西弥漫的黄尘覆盖了电缆，使它们像浮雕一样突出。与新建的高层公寓相比，过去的砖砌建筑显得既悲哀又破旧。
人们说话的嗡嗡声和自行车铃的叮当声还和过去一样熟悉。布鞋轻柔的脚步声，已被高跟靴掷地有声的敲击和路上不停的汽车喇叭声取代了。只有不多的人（包括二十五年后仍在清扫城市灰尘的街头清洁工）穿着笨重的传统衬垫工作服，绝大多数行人都穿着整洁的上衣和熨过的裤子。
碰到伦纳德时，我才从回忆中惊醒过来。他的妻子，一个漂亮而温柔的女人，一头短发，穿着格子休闲裤和一件红色毛衣，和他在一起。
“我在找你，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吃午饭吗？”他问。
我冲向公寓，把公文包放回去，和他们会合了。我们三个人在校园南边走了几个街区，经过一幢幢新的高楼大厦。我最后一次住在这里的时候，这儿还是一片麦田，农民们在用手耕种谷物。
伦纳德隔着呼啸而过的汽车，指着马路对面前门两旁挂着红色丝绸灯笼的一座大楼。
“那是我们的餐厅。”
然后，这两位年过古稀的老人利用车流中狭小的空隙，在车辆高速行驶的车道上穿过马路。
我呆呆地站在路边，肯定没有足够的时间安全通过马路。马路对面，伦纳德转过身来找我，他的脸露出尴尬的表情，因为他们把我丢下了。中国司机的狂野和巨大的车流量吓到了我。如果我不习惯的话，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就会被困在校园里。
几辆喷着柴油烟的卡车，几十辆似乎由疯子驾驶的绿色出租车，以及一群轰鸣作响的摩托车，都在飞驰而过。在打了一些手势和几次徒劳无用的尝试后，我看到了一个机会，一个我永远不会在家乡利用的过马路机会。一盏灯向后变了一段距离，大概有半条街的空隙。我惊慌失措地冲了过去。刚走到伦纳德旁边的路边，第一辆出租车就呼啸而过，吹起了我眼前的头发。
我想起了多年前目睹的一件事，一位女士在城墙附近的一辆自卸车前快快乐乐地走着，那辆巨大的汽车在离她只有几英寸的地方尖叫着停下了，刹车都在冒烟，但她仍然继续往前走，几乎没有任何反应。中国的行人似乎确信自己是无敌的。
当我们走进餐厅的大理石入口时，一位身着金色丝绸旗袍、苗条迷人的女子迎接我们，陪我们走上宽阔的石阶，经过灯光下的雕塑和人造瀑布，走过抛光的木地板，来到一张位于落地窗前、铺着白色桌布的桌子前。奢侈和放纵不再令人皱眉：桌子上铺着白色的亚麻布，旁边有穿着与之相配的金色制服的工作人员。
这与我们多年前去过的几家餐厅形成了惊人的对比，在那里，成群的食客争先恐后地在铺着裂开的塑料桌布的桌旁找位置。
伦纳德点了北京烤鸭。在我们吃了几个冷盘和开胃菜后，一个戴着皱褶领结的侍者从厨房里走了出来，把整个鸭子端在盘子里。他把烤鸭放在我们桌旁边的一辆樱桃木餐车上，把脆皮多汁的肉切成块，放在青花瓷鸭形菜盘上。当他工作的时候，一位年轻的女服务员出现了，端来了切好的葱丝、酱汁和薄薄的煎饼。
吃东西的时候，我笑着说对交通感到不舒服，也对西安的快速发展感到惊讶。这家餐馆坐落在我和高斯当年拜访史蒂夫杰克逊的一片农田上；这条可怕的六车道环城公路曾经是一条坑坑洼洼、人迹罕至的街道，坐落在城市的边缘。
他问这位年轻的女服务员来自哪里。他们俩聊了几分钟，然后伦纳德转向我。
“她来自陕西北部的一个小镇。”他告诉我，“她所有的同事几乎都来自农村。她们工作竞争很激烈，工资很低。但与他们在村子里挣的钱相比，这是一笔很大的收入。”
当我把那只多汁的鸭肉卷成薄饼时，我看着我们的服务员，一个面容清秀的乡下女孩。当她的脸颊上都是皱纹的时候，她的面前将会是什么呢？
（本文是美国作家帕特里夏·伊萨克斯·雷希尼奥《历史的瞬间——中国（西安）巨变映像》节选。作者曾经于1981年随丈夫在西安交通大学任外教一年，之后又多次旧地重游，亲眼目睹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巨大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