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埃腾起时的苍生突进——论康铁岭的西安市井书写力作《马道2001》

发布时间:   作者:王鹏程  来源:文化艺术网-文化艺术报


文/王鹏程

 

继《书院门1991》之后,康铁岭2022年长篇新作《马道2001》讲述了新世纪初,发生在西安古城墙下的马道巷、书院门、顺城巷的市井故事。作者康铁岭以清晰确切的地理空间和叙事时间,在市井街巷的酒与局当中,铺陈进入文学陕西的地方路径,在2001那一年的“谝”和“传”中听见一个时代的精神档案。

小说并没有塑造核心人物形象,而是塑造了从渭北、南山以及山西、江西等地,从改革开放初期就来到古城西安谋求生存的一众“能人”群像。相较于塑造人物性格,作者更想为读者呈现的是曾经的一段故事和对过往的一份思考:中国经济社会完成宏大转身以后,其所激起的时代尘埃弥散到西安古城墙下,街巷缝隙当中的市井苍生将以怎样的一种心灵状态实现生存的突围?在一百三十余万字的长篇叙述当中,小说主要围绕两条“发财”线索进行展开,其一是以技校后勤厨子出身的宫宝塬为主要人物,集合黑虎拳老会长赵二东,合伙人老郑、大个子,大王镇分会长丁光,煮馍店王掌柜,技校杨老师,黑恶高官邓主任、交际花章晓莹等人的黑虎拳武校“创业史”。另一条则相对松散,小报编辑马世仁、助理刘英,汉服表演队长孙鬼刀,墨子研究会会长木生门,书院门古玩街蹬三轮的满仓、赵纲、黄世贵,清一堂堂主玄一、三花助理,出租房邻居张秃子、张满堂、刘小凤,大团名角王锦绣,批发店老板黄大头,古井村村长、刘会计等利益链条相互交织而成的清一汤“传销史”、汉服“演艺史”和鱼池开发“挖沙史”。两条线索各自展开也互为映照,共同演义新世纪初时代情绪当中的浮躁苍生及其生命走向。

 

一、历史显微中的街巷故事


《马道2001》虽然是百万字的长篇小说,但是叙事时间很短。故事发生在公元2001那一年,以古城的第一场雪作为叙事起点,故事叙述至次年6月,不足一年多的叙事时间却支撑起整部长篇。小说不仅采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进行叙事,而且化用现代主义的横断面式写作手法,极可能放大小说中的每一次“谝”和每一场“局”,以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加以描写,使各个场景中的人物以涟漪的方式交错影响,逼近其所能承受的叙事极限,而且整部小说的情节都是由密集的人物对话和接连不断的酒局描写串联而成,谝和局既是小说的叙述对象又是小说的叙事载体。因而,2001年在作者的叙事显微当中,所呈现出的历史样貌就是充斥在阅读视野中的谝和局。如果从传统现实主义的视域进入这部小说,市井的谝闲传和酒桌是其特色文化环境,但是有时也过于铺张,不足以成为典型环境,近似90年代新写实主义小说对现实无节制的记录。在小说前三分之一部分就出现三十场左右的酒局,从普太白、秦川大曲、西凤酒,到郎酒、剑南春、舍得酒,从地方土酿的苞谷酒、二锅头、土烧酒,到各色高端奢侈洋酒,随着两条“创业史”的各自发展,酒水也随着情节的发展而变化。另外,陕西特色的美食透露出陕地的风味与温度,上菜顺序先冷后热;三鲜煮馍中对红肉、丸子和橡皮的食材介绍;宫宝塬和邓主任海天盛筵上的陕西酸菜拌汤,这些地方元素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但更多情况作为一种市井精神状态的隐喻出现在小说当中。古城墨子研究会成立仪式结束后木生门宴请大家吃煮馍,老同志还顾吃相,其他人可就不顾了;孙鬼刀、马世仁去文昌门咥肉夹馍喝了人家三碗白送的紫菜汤这才鼓着圆圆的肚子出了店门;满仓推销清一汤没开市,一门心思往嘴里塞肉饼,盘算着袋子里的,打算多吃几个。“食色性也”,饮食是个人生存的本能,也是人最原始的欲望。美食当前,酒桌上的“饥饿状态”喻示特定历史时空下难以满足的人性欲望,以及文明与愚昧的冲突。

康铁岭的酒桌叙事将故事发生的空间放置在马道巷口的餐铺或是各类层次不一的酒楼餐厅,每一次酒局的物理时间有限,但却将几个小时的时间极尽放大,通过每道菜的介绍过渡情节,通过每一次对饮表现人物心理和算计,使叙事获得延迟,将叙事时间转化为叙事空间,呈现出“垂直时间”的状态,这正是弗兰克在《小说中的空间叙事》中提出的叙事延时。正如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中“纯粹时间”的瞬间感受,外在的物理时间转化为一众市井“能人”唯利是图、工于心计、巧于钻营的心理空间,在小说当中这就已经不是时间的存在而是叙事空间的生成。作者在驾驭每一场酒局时都显得游刃有余,同时这些市井能人们也因为“文化过熟”呈现浅层次的生理欲望和情绪欲望,人物的个性开始趋同,呈现出同质性的思想顽疾。在当代文学的语境中,80年代寻根文学对市井形象的挖掘时,塑造了“市井奇人”和“市井俗人”等人物典型,《棋王》中王一生对“吃”的态度是专注、严肃的,在具有仪式感的饮食动作的描写中获得神圣的世俗光辉;《受戒》中小英子三次为小和尚明海摆渡,明海抵达禅宗的彼岸是通过小英子的世俗形象度化而来;《小鲍庄》当中直接借用洪水神话,在捞渣之死和小鲍庄后来的苦难救赎的叙事结构中呈现生命原初的纯粹。在《马道2001》当中“存世”的价值观念压倒一切“救世”的理想,陕地的世俗哲学成为小说人物探求生存空间的首要法则。宫宝塬、丁光、赵二东三人在黑虎拳培训班的承包问题上虽然都为了利益最大化展开了彼此的斡旋与权衡,但是赵二东这一“智慧老人”看中了丁光的经营管理能力,一力促成承包转让,出于对黑虎拳老会长的尊重,宫宝塬也在半推半就当中应允了此事;在玄一遁逃,清一堂即将关门,刘英在保证自己占据大部分收入的同时“以货代薪”,延缓公司停业时间,也让赵纲、满仓、黄世贵这书院门三将大赚一笔,让三将看到了自己的义气;在王锦绣的带领下,汉服表演队训练卓有成效,孙鬼刀十分欣喜,宴请全队,他并非资本家,但世俗社会中的“面子”文化更是孙鬼刀的内在驱动力。可见,不同于80年代的世俗价值,新世纪马道街巷上的“理性人生”泯熄了诗性的光晕。

承袭自“文学陕军”的传统现实主义和社会剖析小说的叙事者声音,作者康铁岭或是通过小说人物,或是直接出现在小说当中发表观点,“在不顺应潮流改革开放怕真要落伍了”“改革把人改灵醒了,不学就落伍了”“他笑了,日它先人,这王八也能上广告了,真他妈的这世事叫人日弄活了”“这一切的艰苦曲折及辛劳就一个目的,捞钱”……作者直接对受述者发言,形成传统的叙事介入,在全篇小说统一的叙事声音当中,小说的故事性大大增强,小说以吸引型叙事强化小说故事的真实性,能人们为捞钱而奔波,最终也在世俗存世的价值观中,在“捞钱”的轨道上一往无前,使读者以历史理性获得叙事的艺术真实,令读者信服作者的叙事逻辑,生活与艺术间的距离被无限缩小,在读者期待视野中看到的是“我们”的故事而非“他们”的生活。这一真实感的获得除了小说的传统现实主义叙事方法以外,街巷作为故事发生的地理空间为小说叙事提供更多的可靠性。“街巷”以街市为聚焦对象,旨在关注表现街市上以商业活动为中心的各色人等日常生活的小说作品,是市井小说的切入点。韩春燕在《在街与道之间徘徊——解析孙惠芬乡土小说的文化生态》认为在城市的街与乡村的道之间在文化的夹缝中,上演着进城者伤痛的故事和徘徊的生命状态。王德威在《艳粉街启示录——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中指出作者成长的街巷,亦会成为作者想象的精神原型。从《书院门1991》到《马道2001》,康铁岭始终没有离开古城街巷的文学阵地,勾连起作家辞去公职下海从商的经历,个人的生命体验与时代的思潮紧密相连。在小说的虚构之外,康铁岭以历史亲历者的角色,为古城的街巷故事找到历史的依据与维度。

 

二、道德空间的释放与生存空间的扩容


作为十三朝古都的西安古城,其厚重的文化积淀激起一代又一代陕地作家的史传热忱。在当代文学的语境中,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立足于乡土中国的转型时期,书写农业文明的现代性困境,其文学史价值在于通过孙少平与孙少安两兄弟“到世界去”与“回到故乡”的两条路径,展现传统乡土伦理与现实生存语境当中底层生命的人生抉择,成为无数青年选择人生走向时所参照的“中国经验”。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从改革开放的提出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全面建构,中国的道德语境在历史理性的驱动下,开始不断地配置和调试,以适应新时期的历史跃进。“公民社会,共同成长”“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当时代的口号沉降在中国大地时,从举国体制中走出来的苍生个体需要调动几代人的生命记忆来理解这一全新的语境。在路遥的思考当中,此时的双水村现实与道德的冲突已不似高加林所面对的“人生”那般剑拔弩张,而是在传统和当下之间达成和解,以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成功建构宣告传统现实主义书写的强大生命力。在陕军东征的过程中,当作家们牵引着历史的马车冲出古都城墙,进入90年代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浪潮时,他们所见到的是被现代性文明冲击后的“残垣断壁”,宏大的历史只能以碎片的形式散落在地,人的主体性,或者说是欲望得到复归时,“心灵史”便成为作家串联历史的有效途径,《白鹿原》的问世为史传传统的接续拉开秘史的维度,进而《废都》当中知识分子的自我放逐宣告了理想被现实所抹杀,现实被欲望所取代后的“悬而未决”的时代的到来。对作家而言,文学实践正在面临全新的时代命题。

当世纪末的幻灭情绪消散殆尽,改革开放经历20年的沉淀,在新世纪的历史语境中,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到“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现代理性的奔涌前进已然成为时代的共时性话语。如今反观新世纪初的文学现场,尤凤伟的《泥鳅》,铁凝的《笨花》,贾平凹的《高兴》,李佩甫《城的灯》,范小青的《赤脚医生万泉和》等作品在城与乡二元对立的空间张力中讲述“进城”的疼痛和时代转型的心灵阵痛,因而“当代性”大于“历史性”成为这一时期文学创作主要的价值诉求。故事的发生时间与故事的讲述时间存在着历史的沉淀,相比于彼时想象与虚构,此刻的回望则更具一份情感激越后的冷静与稳定,这一历史的稳定性也就成为新世纪初文学现场所欠缺的视域维度和当下进入历史的有效路径。在康铁岭的文学实践中,小说在重返新世纪之后,所发现的并非全然是“进城后”的手足无措与人性本善的轰然倒塌,小说验证的正是新世纪初道德空间充分释放,物质时代下的个体欲望获得合理性与合法性之后,市井底层的生存边界在哪?其自身能承受的边界在哪?

小说所塑造的一众底层形象均非刘高兴、涂自强、陈金芳等初入城市以后经历奋斗、挣扎、追求以及梦想幻灭等生命模式,而是一众身体力行,践行“道路难行钱作马,城池不克酒为兵”的处事原则,在古城的马道巷上狂飙突进,借改革开放的“开”与“活”,为个人的全部物质欲望和生存欲望找到当下的正确性。小说多次通过人物的对话来表达市井底层对于改革开放的解读,从生存欲望的层面去建构一套向新世纪纵深处延展下去的底层哲学。在小说当中,“日弄”一词出现频率极高,在陕西方言当中就是蒙人、骗人的意思,在古城当中,历史文化成为新世纪初丰厚的消费资源,小学体育老师出身的小报主编马世仁首先嗅到了其中的商机,并分析出其中的原理:“现今农村有庙的地方都借过会弄香火钱,没庙的地方编个故事也过什么节呀会呀”“这当下改革开放,不是把人思想解放了?这如今啥牛鬼蛇神都出来了嘛。日弄人,这算啥毛毛雨。”新世纪初是一个众神狂欢的时代,人人都拥有了话语权,然而话语权放开乃至泛滥以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就成为一种谝和骗,将古城的庙、街、巷、石、砖、瓦视作历史符号,通过“故事”赋予其莫须有的历史价值,成为新的商业增长点。通过马世仁的交代得以发现,人们在追求广场和狂欢的乐趣时已然泯灭了从历史纵深处思索当下文化风景的意识,消费者并非丧失辨别是非的能力,更大程度上是文化消费的需求促成了马世仁的文化理论,并通过他的小报展开生产实践。

凭空捏造的历史与文化借助小报成为有效的生产力,对此刻匾手艺人孙鬼刀尚未完全接受。小说在此通过人物对话展开思辨,煤老板对手刻牌匾的强烈要求已经让孙鬼刀感受到传统技艺和传统文化的商业价值,所以对于已然是成为新的价值标准和社会话语体系并不排斥,只是对于马世仁这种完全脱离手工劳动,“日弄鬼”的操作存有疑虑。“就一棵树就能过节?人家满山遍野的桃花呀,樱桃树呀这个节还值,这日弄客一棵树就敢弄节。”孙鬼刀是小说当中唯一一个和传统意义上的手工劳动创造财富有关联的人物形象,“孙鬼刀虽然是古城墙里边的精明人,也算是古城里混社会的老油条。今一听马世仁说的一番话,他有些蒙圈了。”对于马世仁所讲述的,包装一棵神树,搞桃树节扩大村的知名度,进而拉到几万元赞助款的这一过程,大大超出了孙鬼刀对成本和收入差距间的认识,突破了他对传统劳动生产的认知底线,这一财富神话从根底上动摇了孙鬼刀的生存经验,一时难以接受,由此作者也触碰到底层的生存边界。然而,这并未引起孙鬼刀的挣扎与人性的突围,在接下来对话当中,孙鬼刀只停留在“这不是日弄人吗?”这一道德浅层的疑惑中,表明新世纪市井的道德意识已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空间扩容,通过孙鬼刀的质疑引出马世仁进一步对过节成风这一过热消费现象的解释,来构成一组问答结构,使孙鬼刀将原有的是非原则浮出对话层面,以马世仁表现当下致富路的剑走偏锋,又通过马世仁面对传统话语的否定回答呈现出新的价值原则的崛起,建构过节消费的合理性,真假的边界开始动摇,主动地开始彼此交互。

在清一汤“传销史”当中同样如此,刘英原本是马世仁的送报小工,可是在接触到玄一的清一汤传销的发财门道之后,刘英是毫无犹豫地加入其中,率先认识到了传销的窍门所在:抓住人发财的浮躁心理,赋予砖头发财的定义,通过乌合之众的“情绪”带动,土砖自然变成金砖。刘英作为“先知”,将自己的法门传授给书院门三将以后,同样遭到苦力出身的黄世贵的质疑:这不是日弄人吗!在依托体力输出创造价值的传统社会当中,市场的逻辑所引起的宏大转身使中国大地上无数条马道街巷产生巨大的裂隙、震荡,直至瓦解,更与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决绝的告别。在新世纪的历史现场中,传统的善恶界限以极其微弱的形态存在,个体在尘埃腾起的狂热时代对未来抱有革命式的神圣期待——“马世仁笑了,却一边流眼泪,说日它先人,上天做证,咱今晚上一喝就翻身。”人际关系的重组,社会阶层的跨越,新世纪的底层革命并非暴力斗争,而是在极度认同当下的时代语境的前提下,重建价值伦理,在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下,创造新的生存空间。

 

三、于无声处听惊雷:新世纪谴责小说再出发


“谴责小说”一词来自鲁迅对于晚清李伯元《宫场现形记》、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老残游记》和曾朴《孽海花》等类型小说的概括,认为“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是同时期最富现实批判精神的一部分创作。但是在艺术手法上取材日常生活中众人熟知的现实丑恶,“笔无藏锋”,将谴责对象罗列于文本当中,在求“真”的过程中忽略审美的价值。虽然无法与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和同时期《儒林外史》相比肩,但是谴责小说批判现实的“立场”和结构文章的方法却沉淀为中国本土现实主义的叙事传统。“道路难行钱作马,城池不克酒为兵”,这句谚语出自浩然80年代的农村书写《能人楚世杰》,意思是办事遇阻,多使点钱就买通了;城池攻不下,用酒色收买腐蚀就攻下了。《能人楚世杰》与《马道2001》具有同样的时代结构: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即便《马道2001》的叙事时间已经来到新世纪,但是依旧可以视作80年代的发展和延续,二者始终保持着同构关系:“山有百草,人有百性。就像天底下没有相同的树叶子,也没有一模一样的人。”“凡是过去批判过的东西,全是好东西;认清这个道理,您就放开手脚大干,准是正道儿!”“八杠子也压不出个屁来!”“这些能挣钱的地方都不能搁搁手,他比谁不心急”。浩然80年代的农村书写紧贴着农民的情感走向,从《能人楚世杰》到《苍生》,那份“旧中国老儿女”的世俗利益观念始终埋藏在大众心底,楚世杰在改革开放初期是当时历史环境下的典型能人,到了新世纪的马道巷口“能人”便成为群像,经历农业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再到“文革”,世俗大众的伦理观念拥有强大的生命力,主流话语制约世态人情,但是大众文化的对抗性始终存在,一旦“一体化”的结构出现松动,生命自会找到出路。周作人在《论黑幕》与《再论黑幕》当中对谴责小说进行了明确的批判,其理由之一就是“黑幕小说”是指向过去的故事,是对过去的一种沉湎,并不包含现代性的价值,因其消遣和娱乐性被五四新知定义为俗文学。从周作人的批判当中可以见得,世俗伦理与中国大地相伴而生,在市民生活越出地平线起便存在于国民的生存轨迹当中。

《马道2001》在展现“能人”们的生存状态的同时,也正在批判这个狂热的世俗社会,“难怪过来的人说,当时的中国就没有走不通的路,过不去的关口。”对效率的追求体现商业伦理的价值诉求,在这背后潜藏的则是价值的真空和法治的欠缺,“牛鬼蛇神”借机出逃,在经济社会当中打造一个又一个新的利益增长点。全民都在信奉“道路难行钱作马,城池不克酒为兵”这一新世纪的至理名言,因而新世纪的马道不再是小说开头所介绍的古时“打仗时城防调兵用来跑马的”,历史就像孙鬼刀的汉服,在演义中被记忆,在记忆中被消费,在消费中被消解。在小说当中古城历史是以消费符号的形式出现,小说以极强的当代性消解历史性,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所有阵痛都被新兴的消费主义思潮所掩盖。在小说当中有一个反复出现的词“下岗”,马世仁的报社缺人手——找几个下岗女工;古城环卫、保安——下岗工人;城墙跟下、黑灯舞厅中“咥活”——下岗女工……由此引人想象:下岗工人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小说并没有对其进行叙事,而是将想象的空间留给读者,以留白的方式使读者在无声当中闻惊雷。不同于进城者的一众能人的激进与狂热,全身散发着关于生存的理想,“革命”“纪律”“生产”等工人的所指意义都被经济利益所消解,只留下语音能指在时代的浪潮下苟且过活,既没有越层的欲望也没有失落的情绪,只能在不合时宜的尴尬中被淡忘被淘汰。小说当中有两次典型的“暴力冲突”的描写,一次是几个青年混混来到书院门找摆地摊的张秃子收保护费,后来刘英和书院门三将及时赶到,帮助张秃子打跑了欲持刀行凶的几个混混。另一次,张天师在清一堂酒醉,借酒疯一把抱住宝花,意欲非礼,此时宝花直接抡起盘子砸破了张天师的脑袋。这一众底层看似每天混得风声水起,忙里忙外,可是他们的基本生存环境都无法保证,靠个体劳动要面对“黑社会”的威胁,各方联络却遇歹人,无论男人、女人,他们为了生存就必须想方设法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在市场经济的法则当中优胜劣汰,残酷的幸存者法则是作者建构的又一“惊雷”。

站在当下回望历史,其间离性自带诗意。在这短短的一年间,宫宝塬和刘英在各自的“马道”上一往无前,当宫宝塬顺利创办培训班、对接邓胖子、成立保安公司又抱得美人在侧时,他的生理欲望和情感欲望获得了充分的满足,更令人叹服的是他在短时间内实现了阶层的跨越,成为了受人尊重的“有钱人”,他躺在床上回忆起这一幕幕场景,好像打开了自己的生命册,不禁让人唏嘘这一路的颠簸与不易。刘英也是如此,巨大的跨越让她一时无所适从,聚能的效率也超出了这位世俗哲学家的理论认知,当静下心来,她的人生如同电影一般在脑海里帧帧闪过。其中一个场景是她与马世仁租下家属楼以后,蓦然回首,发现自己进城这些年就是在这样一个破败简陋,连独立卫浴都没有的民房院子里和一个没有婚姻关系的男子度过,想到这刘英恸哭不止。但是在小说的结尾,洋洋洒洒的酒和局终究也似红楼梦影一般,繁华落尽一场空,宫宝塬从后勤员工到老板,最后又回到灶台,盘下了王掌柜的煮馍店,形成“归去来”的生命轨迹;在章晓莹默默离去后,那份澎湃的创业激情在现实与情感的双重抽离中轰然倒塌,与曾经那个狂热的自己无处告别,以致重病卧床。然而马道上的故事并没有终结,尘埃依旧没有落定,饶有讽刺意味的是,马世仁进城十年打拼终于有了落脚的地方:古城西郊古井村三组。理想欲求而不可得,底层的激越终究也逃不过底层思路的束缚,作者对小说中的能人们除了对其本性当中物欲的批判,更多的是为他们的生存境遇投以同情的目光——在新世纪的都市文明病当中观照底层民众借着腾起的时代尘埃一步一步走向极端,最终在时代的裹挟当中沉降在马道街巷的市井风俗画中,留下历史的标本和一代人心灵的印记。

《马道2001》作为当下的新世纪市井书写,呈现出写作的当代性和故事的历史化。康铁岭通过叙事延迟和街巷故事,在酒和局当中建构小说叙事空间及文学的地方性路径,在新世纪的道德空间中探索底层“能人”的生存边界,借由谴责小说的结构方式,批判一个时代的狂热,观照激越底层的生存境遇及情感走向,以其大气磅礴和厚重朴实,在“文学陕军”乃至更大的版图上,树立起了自己风格鲜明、独树一帜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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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鹏程: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著名文学评论家。清华大学文学博士,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中心博士后。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曾在《光明日报》《文艺报》《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鲁迅研究月刊》等报刊发表论文7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等数项。曾获“清华大学博士生科研创新基金”(2010)、陕西省社会科学界第八届学术年汇优秀论文奖(2014)、第四届陕西省文艺评论奖二等奖(2015)等。


编辑:赵命可           责编:高思佳           终审:吴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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