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真正描绘出了自己心灵图景的小说会挑选读者

阿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云中记》《空山》《机村史诗》《格萨尔王》《瞻对》，诗集《梭磨河》，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散文集《大地的阶梯》《草木的理想国》，以及中篇小说多部。2000年，第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云中记》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2009年，凭《机村史诗》六部曲获得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奖；2018年，作品《蘑菇圈》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

    阿来给《文化艺术报》读者的题词

文化艺术报：今年，您出版了长篇非虚构作品《大河源》，本报也连载了这本书。为何会写这本书？

阿来：应青海人民出版社邀请，去走三江源区黄河源、长江源、澜沧江源，为写一部三江源传。

2022年6月上路，半个多月，行程因疫情中止。7月再去。先走通天河，去澜沧江，再上黄河源。两段合起来，就将黄河上游李家峡以上段，基本走完。

之前的二三十年间，前前后后，已走过河湟间不少地方，走过就走过了，没写什么文字。这一回，以前的行走，就视为漫长的准备了。

文化艺术报：写作《大河源》，最大的挑战在哪里？

阿来：2023年，也是6月起行，上了长江源和澜沧江源，行程比走黄河，艰难许多。

等到动笔时，觉得将三江源合写成一本书、一部传，有困难。

原因有二。地理方面，三江源区都是雪山草甸溪流湖沼，差异不大，好多地方，除了名字各不相同，面貌都大同小异。要写得各有声色，很难。从地质成因上讲，三江源的形成，都由同一场漫长的造山运动所造就，其构造大戏，写起来，又难免雷同。

人文方面，长江与澜沧江源区，比黄河源区更加封闭辽远。干流与支流都是藏族人游牧为主，间有定居农业。而黄河上游，主流与支流上，自古迄今，多民族冲突融通，杂居共居，发展起了发达的灌溉农业，造成丰富的文化多样性。

地理上并写困难，是差异太小；而在人文方面，却又差异太大。如果三江并写，便会轻重繁简很不均衡。

也努力过，想为那两江内容增重，我又独自行路，走了西藏境内的澜沧江段：察雅、昌都、芒康，到云南德钦。走了四川境内紧连通天河的金沙江段：石渠、德格、巴塘。更觉得两江多样性是在下面，不在上面。

于是，也没有和出版社商量，擅作主张，这一本书，只为黄河源立传。

文化艺术报：用作家的文学情感给一条大河写传，您是第一个？

阿来：为黄河源立传，这事以前没有人做过。

地理地质方面，有国家层面的多次重大考察，有科学资料可供援引。相对而言，人文方面的材料，就显得支离零散。

人与大地，大地与人，本就是相互依存，彼此映照。所以，我写此传，地理层面的自然变迁要写，而民族互动、文化演进，更是书写重点。地理与人文，两相辉映，才是一部真正的黄河源传。不敢自诩成功，一种真诚的全力以赴的尝试罢了。

也许，等人文材料掌握更多，或者再次或多次亲身游历，有更多观察、更深体验，再来为长江源和澜沧江源立传。

文化艺术报：202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您行走经历的散文集《去有风的旷野》，这本书是您在行走自然中完成的？

阿来：我几乎是一边在行走，一边在写作，不少片段就是在行走的路上完成的，是我身处自然之中的现场描述，有点类似于画家的现场写生，很有在场感，还有与内心情绪的碰撞，形成新鲜的灵感。

在当代作家里，我应该算是在大地上漫游得比较远的一个。早在30多年前，在黄河上游的四川段，就是若尔盖这一段，我就已经走遍了。现在这一次我是系统漫游黄河源区，而且连带长江、澜沧江的源区也走了一圈。比起以前，当然是有很大不同，因为大自然是一套系统性的知识，我们认识自然也需要一个不断的学习过程。年轻时，漫游大草原主要是凭着一腔热爱。现在行走不光是有热爱，还要学习锻炼出一套认知的系统性方法。这种方法不只是从书本上学，还要实际到大自然中不断检验。

文化艺术报：《大河源》是您写作风向的转变吗？　　

阿来：过去我的写作都偏向人文学、民族学、历史学，在这些问题中求答案。后来我发现今天我们又面临一个新的变化，中国文化中一直有的缺陷就是对自然科学、自然环境的不重视，而且当它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生态问题，有一个问题是中国甚至全世界的共识，就是我们希望呼吸到干净的空气，随时随地喝到一口干净的水，这就是生态问题。

原来我的知识构成跟中国文化一样，在科学方面有所缺失，因为“赛先生”是五四运动之后才作为一个系统的知识结构传入中国的。这些年我也觉得如果要和世界达成共识的话，在这方面可能要了解更多一点，我如果过于偏重人文的书写和思考，很多问题可能只是局限在人文书写当中来求解，恐怕永远无解。我们想想中国的人文文化，不曾中断，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关于自己的文化有过这么多的讨论，关于人和关于社会的讨论层出不穷，为什么我们没有解决问题？其中有一个最大的问题还是我们的科学观存在偏差，没有好好认识我们的环境、认识我们的国土。

前两年我去了唐古拉山，去了可可西里，黄河最上游的玛曲县5万多平方公里，户籍人口1.5万人，县长说大部分人待不住，都到大城市或者需要劳动力的城市去了，黄河的源头确确实实在这个地方。在 20 世纪70 年代，中国人才第一次清晰地知道黄河的源头在哪里，国家组织了大规模的科考，今天地理学界对此都还在争论。我们称黄河为母亲河，主要是局限在对它的中游和下游的认知，对它的上游我们知之甚少，它人文的历史也非常长，你方唱罢我登台，多少个民族在黄河流域兴起衰落，多少不曾为人知晓的王国也在那里兴起和灭亡，去做那样一些调查来认识我们的文化，是非常有意义的。

文化艺术报：1998年第2期《当代》杂志发表了《尘埃落定》，近30 年来，您创作了《云中记》《空山》《机村史诗》《格萨尔王》等大量作品，这些作品始终在一个高度，您是如何让自己的作品一直保持在这个高度的？

阿来：有的人真的比我有才多了，但是写着写着，就销声匿迹了，不再写了。我想，这可能是跟不够深入自己、不注意补充自己，竭泽而渔，有很大关系。　

其实对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讲，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他的创作过程中，他觉得有没有满足感。在创作中，我们总是希望写得更好一些、更美一些、更丰富一些、更深刻一些。有时候，达不到这样的效果，但是我们会苦苦追寻。

写作需要训练自己，作家也要不断调适自己。我一直在关注古典文学、西方文学创作中始终高产且高质的作家是怎么做的……我发现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调适，他们是把写作融入生活中去，而不是写作和生活截然分开。　

写作更多地依赖作家的天赋。仅有天赋也不够，还需要不断地提升自己，把文学作为自己修持的事业。土地给了你基本的视野与感觉，但有价值的文学还要参与全人类的对话，就必须从地域性的眼光超脱出来。　　

文化艺术报：您在成名作《尘埃落定》的后记中写道：“真正描绘出了自己心灵图景的小说会挑选读者。”《尘埃落定》出版28年，被翻译成16种文字，2018年入选改革开放四十年最具影响力小说，2019年入选“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经历了几代读者的检验，今天依然深受读者喜爱。

阿来：人们在阅读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时，会更多地对里面一些特殊的风习感到一种特别的兴趣。如果真的承认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小说，那么也就应该承认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作家。这个时代的作家应该在处理特别的题材时，也有一种普遍的眼光。因为我的族别，我的生活经历，这个看似独特的题材的选取是一种必然。在这部作品诞生的时候，我就生活在小说里的乡土所包围的偏僻的小城，走在小城的街上，抬头就可以看见笔下正在描绘的那些看起来毫无变化的石头寨子，看到仍然雄伟旷远的景色。但我知道，自己的写作过程其实是身在故乡而深刻地怀乡。这不仅是因为小城里已经是另一种生活，而且就是在那些乡野里，群山深谷中间，生活也已是另外一番模样。故乡已然失去了它原来的面貌。血性刚烈的英雄时代、蛮勇过人的浪漫时代早已结束。像空谷回声一样，渐行渐远。所以，这部小说，是我作为一个原乡人，在精神上寻找真正故乡的一种努力。　　

作为这本书的作者，我同时希望大家注意到我前面提到过的那种普遍性。我尽了最大的力量不把他们的生活写成一首牧歌。很长时间以来，一种流行的写法使严酷生活中张扬的生命力，在一种有意无意的粉饰中，被软化于无形。　

文化艺术报：写完《尘埃落定》，您又写了中篇小说《行刑人尔依》《月光里的银匠》，这两个中篇，是《尘埃落定》的“外篇”？　

阿来：小说完成了，所有曾经被唤醒、被激发的一切，都从升得最高最飘的空中慢慢落下来，落入晦暗的意识深处，重新归于平静。当然，这个过程也不是一种突然的终止，巨大的尘埃落下很快，有点像一个交响乐队，随着一个统一的休止符，指挥一个有力的收束手势，戛然而止。　

但好的音乐必然会有余音绕梁，一些细小的尘埃仍然会在空中飘浮一段时间。　　

于是，我又用了长篇中银匠与行刑人家族的故事，写成了两个中篇。写银匠是将小说里未能充分展开的部分进行了充分的表达。写行刑人对我来说更有意思一些，因为行刑人在这个新的故事里成了中心，因为这个中心而使故事产生了新的可能性，从而也显示出一篇小说的多种可能性。　　

文化艺术报：您20岁开始写诗，写了多年诗歌，忽然停了下来，就是为《尘埃落定》做准备？　　

阿来：我写《尘埃落定》，我要重新上手，我30岁停止写作，34岁重新开始写，写的就是《尘埃落定》。在这中间我突然发现我不知道我是谁，我们从小读中国史、读世界史都是大事情，巴黎公社、法国大革命、鸦片战争等等，但我们村、我们乡、我们县呢？我突然发现中国人缺少一种实在的、跟个人相关的那种历史观。那怎么解决呢？书店里没有这些书，我就来写一本，就是本乡本土的历史，《尘埃落定》就是基于这样一个想法创作出来的。　　

《尘埃落定》写的刚好是上个世纪的前50年，后50年是什么情况？新的东西来了，新的东西如何生长？以我故乡的村子作为基本背景，就是写新的成长。摧枯拉朽非常容易，把一座旧房子推翻是非常容易的，但是要建一座比老房子更好的房子其实是相当不容易的。今天在很多文化建构上我们破坏了旧的，但是替代品未必能好过旧的，这是今天我们面临的一个情形。　

文化艺术报：《机村史诗》可否看作这种“新的成长”？

阿来：创新肯定要有新的突破，但是我们准备好的新东西是否能超过旧的东西？《机村史诗》就想写这样的文化创新之难，尤其是人变新之难、制度创新之难。现在一张纸就可以宣布创新了，但是真正把人改变是很难的，甚至很多变革变成半途而废的不是由体制造成的，主要还是人造成的。这个时候我又觉得，写这些文化往好处变、往新处变的小说为什么会如此之难？是不是有更深刻的语言？所以我研究史诗，后来写《格萨尔王》都是在回答这个问题，后来诸如此类的写作都是我在回答我自己的疑问。　

文化艺术报：写作《尘埃落定》，您都做了哪些准备？

阿来：《尘埃落定》前后大概花了4年6个月时间写成。其实写作只用了半年，重要的是收集材料的过程。并没有现成的一摞材料堆在档案馆里，你要到山山水水中去行走，去调查那些乡里的和村里的重要家族。我大概调查了18个大家族，这些家族前后历经200年的历史。　

更重要的是，要写出真实的历史，你得了解当地的地理人文，知道某座山、某条河的位置，必须有真实的空间概念。今天，我们有地图、有卫星导航，但那时候没有这些。我就拿着一张很粗略的地图，用自己的双脚来行走、来丈量，来了解那些历史深处的细节。这其实是一个很生动的阅读过程。　　

我从30岁开始做调查，为这本书的写作做准备，大概用了4年时间，然后开始写作，35岁时完成了首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　

我大概是从22岁起开始写作的。我是乡村教师出身，在写作《尘埃落定》之前，我只出版过一本诗集和一个短篇小说集。我想，要是写不好，就再回去做乡村教师。结果，经过4年的行走，我觉得我可以试一把，说不定能写出一本比较好的书。后来我写出来了，就没有再回到乡下去教书。

文化艺术报：这几年您没有再出版小说新作，是什么原因？

阿来：已经有3年多时间，我没有进行小说创作了。去年冬天，我开始写一部小说，写到十多天后，又停了下来。写作中的小说沿着小说的逻辑在进展，按照人对于美好生活的渴望在深入，我想，这应该是一部好小说，可是，我终于还是失去了继续下去的热情，在写作了五六万字后，终于停了下来。不是我失去了一个小说家基本的能力，使我停笔的唯一原因，是残酷的现实。是的，在我周围，现实正以一种非理性的、完全没有善意与诚挚的方式匪夷所思地展开着。

自从有文学产生的那天起，文学表达就坚持着一些非常强烈的愿望：希望这个世界上的人心灵积极向上；希望生命被尊重；希望一些人不是生来高贵，而大多数人生而卑贱；希望被少数人垄断的知识、财富与政治权力能被普通民众所享有。我们这些从事文学的人，怀揣着自己的天真，想以自己在文学中表达的强烈祈望来使人受到感染，即便是进行剖析、批判与质疑的时候，内心深挚的本意，也是希望社会正常与健康，在这个社会中的人心灵可能得以丰满，人可能得以独立，对所有事物作出自己的判断。但每一次写作的完成，都使我对今天文学能否以经典理论所表述的那样对社会对生活产生影响，产生强烈的怀疑。

这种怀疑使我成了一个低产的作家。

文化艺术报：您对小说写作的要求越来越高了？

阿来：每写完一部小说，我都会期待着某种自己预期的反响。这个反响不是文学作品在当下消费社会中如何获得各种文学奖，如何获得高额的版税，如何进入畅销书排行榜，而是希望所表达的内容、表达这些内容时所蕴含的情感与思考，能对读到这本书的读者产生某种激荡，或者说，对被惯性思维所控制的人们有所触动，使之从被动接受的意识形态中摆脱出来，站在一个人的角度反思历史、考量当下、憧憬未来。我以为，对于青藏高原这块被高竣的雪山与宗教思想禁锢了千年的社会与人群来说，这样的激荡尤为必要。只要我们不是期望一个族群在整个世界发生着日新月异的文明进步的时候，使自己成为一块文化化石，供人参观、赞叹，然后遗忘，那么，这种智性的激荡与冲击是必须经历的。我不奢求人们同意我的看法，我只期望我的作品引起人们的思考，但情形却往往不是这样。

文化艺术报：和很多小说家早期从写诗开始一样，1982年，您发表了第一首诗歌《振响你心灵的翅膀》，您的写作也是从写诗开始的？

阿来：是的，我的表达是从诗歌开始；我的阅读、我从文字中得到的感动也是从诗歌开始。　

30岁以前，周围的人都在写，我想说那我也试一把，没那么认真。但出了两本书以后，这个事情就变得严肃了，我想我要成为一个作家了。问题是，当我真要成为一个作家的时候，文学史就在我眼前出现了。不是说我想进入文学史，而是我们读过的李白、杜甫、海明威、托尔斯泰……他们的经典作品就在眼前出现了。在你之前，他们已经达到这样的高度了。

我的最后一首诗写于1989年，那年我30岁，感到心灵上一阵虚无，突然不知写什么，每个人写的都差不多，我大概也在那样一个范畴里头。我想，如果这样写，是没有意义的。没有意义就是指，一个人只活几十年，这几十年你在做一件跟大家都差不多的事情，那这个生命确实可惜了。我们来一次这个世界相当不容易，而且倏忽之间我们的生命要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所以我就觉得要做一点有意义的事。

我写诗写到七八十首的时候就不想写了，因为我觉得不断在重复自己。为什么？因为全世界的诗歌在叙事上非常成功的只有古代，现代诗都是抒情诗，像《伊利亚特》《奥德赛》，弥尔顿的诗歌，只有在古代才能发展。

文化艺术报：哪些诗人影响过您？

阿来：我很庆幸，在当时很畅销的中国诗歌杂志在为朦胧诗之类争论得面红耳赤的时候，我从辛弃疾、聂鲁达、惠特曼开始，由这些诗人打开了诗歌王国金色的大门。

是的，聂鲁达！那时，看过很多照片，都是一些各国著名诗人与之并肩而立的照片。他访问过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我不知道那些国家的诗人与他有没有过灵魂的交流，与他并肩而立的合影却是一定会留下的。但是，非常对不起，那些影子似的存在正在被遗忘，但我仍然记得，他怎样带着我，用诗歌的方式，漫游了由雄伟的安第斯山统辖的南美大地——被独裁的大地，反抗也因此无处不在的大地。被西班牙殖民者毁灭了的印第安文化英魂不散，在革命者身上附体，在最伟大的诗人身上附体。那时，还有一首凄凉的歌叫《山鹰》，我常常听着这首歌，读诗人的《马克楚比克楚高峰》，领略伟大而敏感的灵魂如何与大地和历史交融为一个整体。这种交融，在诗歌艺术里，就是上帝显灵一样的伟大奇迹。　

是的，惠特曼，无所不能的惠特曼，无比宽广的惠特曼。

感谢这两位伟大的诗人，不然的话，有我这样生活经历的人，是容易在即将开始的文学尝试中自怨自艾，哭天抹泪，怨天尤人的。中国文学中有太多这样的东西。但是，有了这两位诗人的引领，我走向了宽广的大地，走向了绵延的群山，走向了无边的草原。那时我就下定了决心，不管是在文学之中，还是文学之外，我都将尽力使自己的生命与一个更雄伟的存在对接起来。也是因为这两位诗人，我的文学尝试从诗歌开始。而且，直到今天，这个不狭窄的、较为阔大的开始仍然是我引以为荣的事。

回想我开始分行抒发的时候，正是中国诗坛上山头林立、主张与理论比情感更加泛滥的时期。但是，我想，如果要让文学从此便与我一生相伴的话，我不能走这种速成的道路。

文化艺术报：已经发表了很多作品，也出版了两本书，忽然中断写作，那时候的生活是怎样的？

阿来：不写诗以后，我曾经有三四年时间还想继续写作，但是不知道该写什么，就到处游荡。如果路上没遇到人，我就仔细看一座山，仔细看一条小河。小河200公里长，我从它的源头走到它的结尾处，或者从一个巨大的河流分叉的地方去寻找它的源头。找不到人我就认识一棵草，草都认识了，就去认识树，认识树完了，我认识岩石。

文化艺术报：您儿时在藏区小学上学，上学前您会说汉语吗？

阿来：汉语是很复杂的，我常常需要死记硬背老师说的都是什么意思，因为我当时根本就想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后来我每天学习汉语，词汇量到了一定程度，对汉语的把握也到了一个程度。我觉得自己大概到了三年级的时候才真正进入汉语里，突然之间恍然大悟，平常焦虑的那些事情都不存在了，从课本上学来的那些只知道是什么但不知道为什么的事情一下都明白了。从此以后汉语世界的大门就对我彻底敞开，再也没有任何障碍了。

文化艺术报：后来您考上了马尔康师范学校，毕业后做了教师，给孩子们教诗歌。那时候的生活是怎样的？

阿来：我教语文课的时候，我自己就产生疑问，初一这么薄一个教材，初二仍然是这样，厚度略有增加，从初一到初三教一个轮回，开始第二个轮回的时候，我说又开始了，这样的循环可能对学生有利，但是对我自己生命的本体有意义吗？更大的一个疑问是我们有教学大范围规定，一篇非常浅显的文章，我们怎么教？　

比如拿来讲解生字跟生词，我说好奇怪，那字典是做什么的？我们人手一本新华字典，自己翻翻字典，使用工具书不就结了吗？为什么还要把这几个字抄到黑板上，然后还要去分析可能没有意义的思想，但是它一定说非常有意义，一篇从头到尾的大白话说要分析它的写作特点，这篇文章它有写作特点吗？平铺直叙不就是它的写作特点？其实我并没有说平铺直叙就不是好的写作方法，我们大部分的文章就是平铺直叙的。我就尝试，我把刚才讲的诗词用一个课时讲完，下面的课时就拿类似比它更好的五篇文章给大家，我想这就是我们把狭小的经验扩张一下、提升一下。　

才讲了几课，教务主任就找我谈话，表达的意思是出轨了啊，当然那个时候没有出轨这个词，后来我就想我想表达的这些东西怎么办。我想我也要排遣这个不满足，就是读别人的书，读了以后我自己书写，以此排遣一下。因为青年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容易有一种不满的情绪，这个不满有可能是对社会现状的，其实更多的时候还是不满意于自己的生活情形跟精神内涵，只是我们没有办法的。　　

文化艺术报：可否谈谈您的故乡？

阿来：我出生在非常偏僻的小地方，一个只有20 户人家的村子，但是这个村子又很大，今天穿过那个村的公路有30多公里长，我们每一家人之间的距离都很远，那时候我去离得最近的舅舅家就要走20多公里。

这个村子又大又小，如果说地理面积上的大，可能比内地一个乡还大，更重要的是人的状态，今天我们会说他们很质朴，另一面也很危险。他们非常保守，也可以说很热爱乡土，但是有些热爱到一定程度，会变成一种冥顽不灵。我自己从事文学对我来说是一个建构和解放，我从阅读中知道了另外的世界，但是从事写作让我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更加深入。我自己那时候就有这样一个想法：原来求名求利就会通向虚无和庸俗。　　

文化艺术报：在喜欢上文学之前，您就喜欢上了音乐，音乐对您的写作有何影响？

阿来：那时我在遥远的马尔康县中学教书，一天按部就班的课程曲终人散后，傍在山边的校园便空空荡荡了。

有周围寨子人家的牛踱进校园里来，伸出舌头，把贴在墙上的标语公告之类的纸张撕扯下来，为的是舔舐纸背上稀薄的糨糊。山岚淡淡地在窗外的桦树林间涌起，这时，便是我的音乐时间。打开唱机，放上一张塑料薄膜唱片，超越时空的声音便在四壁间回响起来。桦树林间残雪斑驳，四野萧然。于是，贝多芬的交响曲声便轰响起来，在四壁间左冲右突。　　

那是我的青春时期，出身贫寒，经济窘迫，身患痼疾，除了上课铃响时，你即便是一道影子也必须出现在讲台上外，在这个世界大多数人的眼里，并没有你的存在。就在那样的时候，我沉溺于阅读，沉溺于音乐。愤怒有力的贝多芬，忧郁敏感的舒伯特。现在，当我回想起这一切，更愿意回想的就是那些黄昏里的音乐生活。音乐声中，学校山下马尔康镇上的灯火一盏盏亮起来，我也打开台灯，开始阅读，遭逢一个个伟大而自由的灵魂。　

文化艺术报：《云中记》是您的重要作品，可否谈谈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初衷？　　

阿来：《云中记》确实有值得一谈的地方。我用了10年时间来消化那个造成近10万人死亡，叫作汶川地震的大灾难，然后把它写成了如今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样一部作品。　　

当年，我和灾区的人们一起亲历了那场灾难和灾难之后艰难的重建。当我想要书写这场灾难的时候，首先总是想从过往的经验当中得到一些启发。这好像是一个写作者的本能，要我写某个题材，首先就想看看前人提供了些什么样的经验。但我发现，中国文学似乎未曾提供这样的经验。我们有写“人祸”的，但写“天灾”成功的文本，我没有找到。中国文学从古到今，有过对“人祸”的反映，比如战争，比如今天仍然流行不衰的宫廷斗争，而确乎并没有产生过关于如何面对自然灾难的文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请大家允许我有一点小骄傲，因为我写出了一本至少是超过及格线的、关于人如何经受这种巨大的灾难，并重新建立生活信心与精神信仰的小说。这本书，不光是在小说内容方面开疆拓土，而且更重要的是没有忘情于题材的独特性，而忘记小说本身说到底是一种关于语言的艺术，所以时刻不敢忘记在写出别样的新鲜的内容时，还必须找到一种叙述语言。这种语言既要叙事状物的准确与凝练，同时又被饱满的情感所充盈。这种语言的叙事与抒发必须是同时达成的。我想，我没有让自己失望，同样也不会使读者感到失望。　

文化艺术报：除了作家身份，您也主编过多年《科幻世界》杂志。《科幻世界》杂志和您的《尘埃落定》经历了同样的命运？

阿来：当时要去做《科幻世界》，也跟《尘埃落定》的遭遇有关系。那时市场经济刚刚起来，好多出版社推掉了《尘埃落定》，说你这个书好是好，但是放在市场里卖不掉。我说奇怪，所有行业都是好东西卖钱，为什么到了我们做文化的，就变成好东西不卖钱？

碰巧那时候《科幻世界》快办不下去了，我就不相信了，结果一做就是10年，《科幻世界》甚至都要上市了。我做任何一个行当，我都必须把它做好，诚恳地对待自己的工作，这是应该的，不在于喜不喜欢，不喜欢我也要把它做好。　　

文化艺术报：您一生钟爱阅读、写作、行走，阅读是您最先认识世界的窗口？　　

阿来：我是藏族人，6岁上学的时候才开始学汉语。上小学的第一年，我们叫“预备班”，先学普通话，然后开始读书。　

我发现自己比别的孩子更愿意读书。我的很多同学可能只满足于读完书包里的几本课本，但是我自己从小读书，总觉得不满足，读书时还会不断地提问题。读书本来是要给你答案的，而我读书会读出很多的问题，或者说读出更多的想阅读的冲动。比如历史课上讲秦朝，课本上只有薄薄的3页内容，可我想知道这么伟大的秦朝为什么会垮台。书上没说，有时候老师也回答不了我的问题。　

恢复高考之后，我考入马尔康民族师范学校，开始系统学习文学史。我的中国古典文学的基础就是在那个时候打下的。但是，我偏偏还喜欢读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比如，讲到屈原，通常读一点《离骚》《天问》就行了，而我会把以屈原作品为主体的《楚辞》找来读完。讲到汉代的诗歌，我不仅把《古诗十九首》全部找来，还有汉代的乐府诗歌，也都找来读一读。我读唐诗如此，读宋词也是如此。

在学习的过程中，我只把课堂上得来的知识当成一个线索，而不是终结。就这样，我的知识体系在不断的阅读中得到了扩张和丰富。　　

我发现，现在的年轻人也读很多书，但一些读书方法是不对的。为什么？你应该从你自己熟悉的知识体系出发。知识是互相勾连的，就像一颗石子投到水里，水的涟漪是环环扩大的。有的人读书效率很低，比如，人家在读安徒生，你也去读安徒生；人家在读《十万个为什么》，你又去读《十万个为什么》。人家说这是经典，你就去读了，读了之后没感觉，味同嚼蜡。　

所以，我从来不向年轻人荐书，他们应该读他们想要读的书。你把你觉得好的书推荐给他，他的人生经历、他的兴趣、他的境界还不足以读懂这本书，读了不是白读吗？每个人的人生不同，想要的生活也不同，阅读的书自然也不同，你要寻找那些与自己契合的、可以互相感应的书。

阅读是要帮助人建立可靠的知识链接，而这个链接是从每一个阅读者自己的兴趣、爱好出发的。当你对某件事感兴趣时，你自然会通过阅读去进一步扩张自己的知识，认知的乐趣也就这样产生了。　　

我小时候对历史有着强烈的兴趣，这个兴趣不是另起炉灶，而是依托于学校教的那点有限的知识，那是根据地，那是出发点。　　

文化艺术报：您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

阿来：我过去教过书、当过机关干部、做过出版，现在在作协工作，其实也是个行政人员。我没有一天是专职作家。我觉得那没意思，你完全是把自己跟社会断开了。我们跟这个世界发生最真实的关系，是通过我们的职业、工作。　

文化艺术报：今天，很多人都说文学无用，在您看来，文学的意义在哪里？

阿来：很多人都会问，文学有什么用。尤其是从当前的社会状态来说，文学好像是最没用的事情、看不到收益的事情。但是，文学对于我来说，是丰富了我的人生。上天造人，给我们几十年的时间段。佛教虽然说人生生不息，但即使我会转生一万次，我也不会记得我的上一次，我记不起过去的体验，所以我们只能视为生命短暂。在我们的文学作品当中，我们通过写作，通过阅读，在短暂的生命中经历了很多可能性。当我们遇到无数人生岔路口的时候，在文学作品中可以重新选择，重新出发。这是文学带给我们的人生意义。　

文化艺术报：一个好作家，要如何保持良好的创作态势？

阿来：一个作家写出的东西，应该是能够提供思想，提供审美价值，更重要的是趣味性。如果我们处在一个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可能会趣味尽失，我们在写作生涯中得不到乐趣，写作就成了一件可怕的事情，或者说人生的灾难。我自己写作是在一个非常自在、非常松弛的状态下，想写就写，不想写就读读书，到处走走看看。

文化艺术报：对年轻作者，您有话要说吗？　

阿来：要成为一个作家，需要把一个句子建立成一个文本，要博学；要成为一个作家，文字的创作难度之大，以至于大家无法都成为作家，所以文学不那么好用。但人类不是为了好用而活着。

       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刘龙 赵命可

编辑：小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