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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克奖得主弗兰纳根:二战泰缅“死亡铁路”幸存者之子

来源:澎湃新闻网 作者:程千千 时间:2018-03-27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为了占领缅甸,强迫6万多盟军战俘和30多万亚洲劳工修建连接曼谷和仰光的泰缅铁路。在泰缅边境气候恶劣、地形险峻的热带雨林区,战俘与劳工们以血肉之躯拼死劳作,使这条原计划6年才能修成的铁路在短短15个月内竣工。然而他们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此期间,有1.2万名战俘和9万名劳工丧生。全长约415公里的铁路上,平均每修筑1公里,就有200多人付出生命。这条铁路也因此被称为“死亡铁路”。

阿奇·弗兰纳根正是这段可怖历史的亲历者之一。这名澳大利亚的普通士兵在战争中遭日军俘虏,被送往泰缅边境,参与了铁路的修筑工程。比很多人幸运的是,他侥幸从“死亡铁路”上逃生,并最终平安返回澳大利亚。

他当年的遭遇并未因战争的结束而被永久地埋葬。多年后,他的儿子理查德·弗兰纳根花费了12年之久,以父亲的亲身经历为原型,创作了一部有关“死亡铁路”的长篇小说,起名为《深入北方的小路》。小说讲述了在二战中成为日军俘虏的澳大利亚医生多里戈·埃文斯在战火中艰难求生、营救战友的故事;而他在战争中对自己过往爱情的追忆又构成了小说的另一条主线,在时空的频繁转换间,透过主人公的眼睛,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战争对人类心灵的扭曲和摧残。

2014年,凭借这部震撼人心的作品,理查德·弗兰纳根一举斩获了英语文学最重要的奖项布克奖。《深入北方的小路》也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并于201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中文版。近日,弗兰纳根受邀来华参加了澳大利亚文学周的一系列活动。借此机会,3月20日,澎湃新闻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请他分享了创作《深入北方的小路》的心路历程,以及他对文学和历史、战争与记忆的理解。

阿奇·弗兰纳根

澎湃新闻:《深入北方的小路》是基于你父亲修建泰缅铁路的经历写成的。是什么促使你去深入父亲的过往,花费12年的时间写作这部小说的?

理查德·弗兰纳根:我写的不是我父亲的故事,可如果他没有经历过这些,我就不会去写这个故事。我父亲幸运地活着离开了“死亡铁路”,但他的很多朋友却死在了那条铁路上。他曾跟我简略提起那时的事,但不愿谈及更多。他的沉默令我想要理解那些他不曾吐露的事情。

起初我并不想写这本书,因为它让我感到纠结,我并不想去触及人类经验中如此黑暗的一面,而且我不确定自己能否处理好这么一个庞大而重要的主题。但围绕这一主题,我开始萌生很多想法,它们不断增多,令我感到快要窒息。我感觉如果我不写这本书,就无法写其他书了,于是不得不动笔。面对一个如此黑暗的题材,我想我需要加入一些光亮。因为即便在最糟糕的境况下,依然有希望存在。而在这个故事中,有关希望的表达就是爱情。所以我想,要书写这片黑暗,我就需要一个爱情故事。理解了这一点之后,我就找到了创作这部小说的方式。

澎湃新闻:从你父亲的言行中,你感觉他对修建“死亡铁路”的那段经历是怎样的态度?他是否读过你的小说?

理查德·弗兰纳根:我父亲在退休不用工作后,开始越来越多地回忆自己的过去,有时会稍微谈起一些,但从未说很多。但当一个人年岁渐长,这些回忆就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你会感受到它们,从而理解它们。我记得他曾说过:“对于往事,你可以原谅,但你不可以忘记。”但有很多故事他都没说,特别是那些暴力和残酷的部分。我觉得后来,他都在努力寻找人性中好的一面,例如他与他的同伴是如何互相帮助的。他试图在这件最可怕的事中找到好的东西。

他没有读过我的小说。写作时我有一个信念,我必须要在他死前完成这本书。因为我隐隐感觉到,一旦他去世了,我和他之间的一些联系也会消失。我在一个早晨写完了这本书,然后就去拜访我98岁高龄的父亲。他问起这本书,我就告诉他我写完了,并且即将出版。得知了这个消息后,他当天晚上就去世了。

澎湃新闻:写作《深入北方的小路》时,你是否实地探访过泰缅边境或其他与你父亲战时记忆相关的地方?

理查德·弗兰纳根:为了写这本小说,我确实去过泰缅边境,想看看父亲说过的地方。我体会在潮湿的空气中行进的感觉,抚摸过刺竹,眺望过尖利石灰石构成的峭壁,还去看了我父亲当年住的营地是怎样的,我需要感受所有的细节。

小说快要完成的时候,我觉得自己需要去一趟日本,因为我的小说需要一些情绪,而我从未去过日本。我知道当年参与“死亡铁路”工程的一些日本人还活着,我想找到他们。到日本后,我成功地找到了一些那段历史的亲历者,他们的友善和慷慨,让我感到一种奇异的哀伤。我不打算谴责他们,这么做并没有意义。作为一个作家,我只想聆听他们的故事,感受他们的性格,来理解是什么迫使他们做出了暴行,而那些事日后是否仍然影响着他们。

我见到了一个当年日本军队中的医疗人员,他曾经在我父亲的战俘营里。他告诉我,当他刚刚来到我父亲所在的营时,看到那些饱受折磨的战俘是如此的瘦骨嶙峋,仿佛在泥泞中爬行的骷髅;这样的景象,让他联想到佛教中所说的地狱。而我问他,作为一名医疗人员,他有没有帮助他们,他的回答是没有,因为他不觉得他们是人。

在东京郊区的一个小出租车公司,我见到当年我父亲所在战俘营的守卫,他是我父亲非常痛恨的人。他在战后因战争罪行被判处死刑,后来获得了减刑,并在1956年美国针对日本战犯的大赦中被释放,回到日本注册了这家公司。这位战犯年纪很大了,他对我的态度非常慷慨和温和,他尽力回答我提出的每个问题,诉说了当年在战俘营时的种种往事,这对他来说并不容易。

然而,他记得当年的一切,却唯独不记得自己曾对战俘施暴。他有可能是在撒谎,有可能真的不记得了,毕竟人有时会下意识地忘记自己不想记住的事。我想知道是怎样的原因,促使这名此时看似温厚的老人做出了那样的暴行。于是我要求他扇我三个耳光,这在日军战俘营中是很常见的体罚方式。他起初很抗拒我的古怪的要求,但最终还是照做了。他站起身来,身体前倾,抬起手肘,向我举起了手——我顿时意识到,即使他的大脑已经忘却了自己当年的暴行,他的身体并没有。他用力扇了我三个耳光,当扇到第三个时,我感到天旋地转,整个屋子就像狂风怒涛中的一艘小船。而那一刻,我在眩晕中看向那位刚刚向我施暴的战犯,发现他脸上的神情是非常惊恐的,我想他理解了自己所犯下的罪行。而我也明白了,无论邪恶是什么,它并不存在于我和他之间。

澎湃新闻:你曾如此深入地进行过实地考察,并与当年的亲历者有如此近距离的接触,为何选择把这段往事以小说的形式表达出来,而不是历史写作?

理查德·弗兰纳根:我认为小说道出的是另一种真相,它能表达历史写作所不能诉说的。我试图更好地展现人们对彼此都做了什么,他们是如何理解自己的行为,导致这些罪行的缘由又是怎样的。如果我选择历史写作,就只能在目击者当中做调研。目击者只能告诉我他们所见的,却不能陈述人们内心的想法,而小说家可以走得更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小说,有音乐、绘画、电影这些艺术形式,它们能让我们看见人类的灵魂。

《深入北方的小路》是一个虚构故事,正因如此,它能够超越自己所在的情境,与不同时空的人对话。举例来说,这本书出版后,有很多在大屠杀中幸存的犹太人表示,他们觉得这本书很重要,因为他们在其中找到了与自己相似的经历和感受。这次我来到中国,也很想了解中国读者对这本书的感受,因为中国也曾饱受日本侵略。虽然中国人与我父亲的经历截然不同,但同样充满黑暗与伤痛。这就是小说的力量,它能表达比事实更大更广阔的真相。

澎湃新闻:写了这样一本书后,你是如何理解人们关于战争的创伤记忆的?

理查德·弗兰纳根:我书中很大一部分在说,我们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有些我们会选择记住,而有些会选择遗忘。在某种契机下,我们会重新走入自己的过去中,尽管这很困难,但对人们来说是一次治愈伤口的机会。对于战争所摧残的人们,他们的创伤是难以愈合的,而这会影响到他们的孩子,他们的社群,战争年代的创伤会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

所以问题在于,我们要如何对待创伤。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让仇恨延续下去。当年的日军之所以会做出如此暴行,是因为他们不把被施暴的对象看作和自己一样的人类;而当我们心怀仇恨,也会把其他人看作比我们低下的物种。我们需要明白,犯下滔天罪行的是跟我们一样的人类。如果我们在同样的情况下,拥有同样的权力和同样的心境,也会做出和他们一样残酷的事。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铭记那些残酷的过往,它们很重要,但我们不可以仇恨。

澎湃新闻:《深入北方的小路》中引用了很多诗句,对此你是如何考量的?

理查德·弗兰纳根:有两个原因。首先,对主角多里戈·埃文斯来说,诗是让他在人生中第一次体会到美的事物。而我认为,在诗歌中,有一个虽然脆弱,却无比神圣和美丽的广袤宇宙。诗歌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告诉我们总有一种更值得追寻的美好,能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的永恒。另一个原因是,这本书涉及了日本人在战争中的罪行,而为了避免我在书中对日本人作出某种评价,我想同时展现一些能表现日本文化之美的事物,所以就想到了日本的诗歌,也就是俳句。(注:《深入北方的小路》这一书名来自松尾芭蕉的俳句,章节名也都来自俳句,书中的日本人角色也用俳句寻找内心的平静。)这帮助我能够更好地去书写他们不好的一面,却不带仇恨色彩与主观评价,我想这是很重要的。

此外,我的父亲酷爱诗歌。我的祖父母受过教育,因此他的成长中能够接触到诗歌。所以我认为他懂得,诗歌中有一种美丽的魔力,它能使人自由和超脱。


编辑:惠茹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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