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田龙过
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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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宴饮成风，名目繁多，王公贵族、京官内臣、地方官员以及平民百姓，或府邸设宴，或选景游宴，或聚会庆祝，但除了这些“大席”之外，在唐朝，还专门为政府官员开办了各种各样的机关食堂。
政事堂是唐代宰辅议事的地方。据《旧唐书》《通典》《唐会要》记载，政事堂，“旧制，宰相常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政事堂最早设在门下省。唐代宰相很多，“两省长官及同中书门下三品并平章事”（《旧唐书》卷四十三 志第二十三）均为宰相。唐初宰相团队在政事堂综理政务，因此，经常十几名宰相同朝为官理政，唐睿宗的时候，同朝宰相更多达二十七名。政事堂食就是太宗专为这些宰臣提供的一种工作餐。后来，“中书令裴炎以中书执政事笔，遂移政事堂于中书省”（《唐会要》卷五十一），因此，政事堂又改称中书门下，于是便有了韩愈所说的“诸相会食于中书”的景象。
在唐长安城，大唐的官员们住得比较分散，加之当时交通条件所限，如遇到刮风下雨，天寒地冻，按时上班实属不易。白居易曾抱怨道：“远坊早起常侵鼓，瘦马行迟苦费鞭。”（白居易《初授赞善大夫早朝，寄李二十助教》）据考证，当时上朝的时间大约在早上五点半左右，许多官员住得远，可能三四点就得起床出门。元和年间，武则天的从曾孙、宰相武元衡就是在天还未亮的时候，与家仆打着灯笼骑着马赶着上朝，结果被潜伏在暗中的刺客射灭灯笼后当街斩首。因此，朝廷提供工作餐，既彰显皇帝的威仪和仁爱，也避免了朝臣们忍饥挨饿的窘况，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贞观四年，唐太宗发现官员“日出而视事，日中而退朝”，于是下诏“光禄寺所司于外廊置食一顿”，为在朝廷办公的官员在廊庑下提供餐食。同时，诏书还命令朝廷其余官司和全国各地，“咸因材赋，而兴利事”（《判曹食堂壁记》）。这样，朝廷和全国各地不同级别、类型的衙门食堂就建立起来。景云二年，朝廷重申贞观诏令，详细规定了在朝官员每天廊下食的官员级别、供应等级等等。廊下餐后来扩展开来，逐渐发展成了各衙门各府道州县开办公厨，供百官会食。
唐代的中央一级食堂按官员身份分为堂厨、廊下食和百司公厨。堂厨即政事堂厨，政事堂议事一般在上午进行，宰臣们议事结束后便可享用皇帝的赐食。
位高权重的宰臣吃得当然很好，花销也大，这些经费主要是朝廷拨付的专项经费，有时候吃超了，经费的缺口还由户部兜底。《唐会要》记载，龙朔二年，有人觉得政事堂招待太好，浪费太大，要降低标准。东台侍郎张文瓘就说，政事堂的饭菜是皇帝对那些忙于公务的贤才们的优待，如果谁觉得不能胜任这些岗位，不能承担这些重任，就应该让贤，而不应该随意地缩减或降低待遇，利用这件事去沽名钓誉，浪得节俭的虚名。他说，国家之所以花费这么多钱，是因为提供这些公膳对朝廷对国家有利，花点钱根本不算啥。
即使是高官，吃堂食也有严格的礼仪规定，并由御史台监督，“凡入门至食，凡数揖”。官员如果“行坐失仪语闹”，“每犯夺一月俸”（《唐会要卷24》）。那真是吃不了兜着走，可能白吃了一顿饭，却要被罚掉一个月俸禄。元和四年，尚书省高官严绶吃廊下食，皇帝让中使马江朝给官员们送来樱桃，严绶在外任节度使时就与马江朝认识，这次一见面他不自觉地“屈膝而拜”，唐朝的中使都是宦官，位阶不高，严绶作为尚书右仆射屈尊而拜有失身份，当天御史台就提出弹劾，马江朝即被降官一等，严绶则因此丢了官，不久被贬到外地去了。同时，会食时不允许下官谒见，如果有一人中途有事出去，那么其他人便不能吃，必须等着他回来一起吃。在政事堂吃饭时，每个宰臣的座位是固定的，若哪天去吃时发现自己的坐具不见了，那就不是吃饭没处坐这么简单的事情，而可能是吃这碗饭的饭碗彻底丢了。
《文苑英华》收录的《虔州孔目院食堂记》《周至县新食堂记》《邠州节度使院新食堂记》和《全唐文》收录的《判曹食堂壁记》都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唐代地方公厨的历史渊源和发展演变。《判曹食堂壁记》说，官员在公厨吃饭，“不专在饮食”，就是说不是为了吃顿免费的饭，而是为了在吃饭时讨论公事，交流办公心得，提高办公效率和质量。柳宗元在说《盩厔县新食堂记》堂食“正位秩之叙”，“会政事之要”。总之一句话，不管是在中央官厨，还是在地方衙门食堂，别以为官家只是为了让你吃饱肚子好干活，其实那是一套皇恩与天威的体悟仪式，是官场规则与秩序的规范程序，是官员身体与心灵自我训诫的操作实践。所以，虽然是免费的午餐，但吃的时候还是要小心谨慎一点。
（作者系陕西科技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菜网智库专家）
编辑：晓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