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玉，1944年1月30日出生，宁夏贺兰县人，中共党员，西北农学院农经系毕业。1972年由兰州军区吴忠农场分配到陕西人民出版社从事图书编辑工作，至2006年10月1日退休。在职期间共编辑图书250余种，终审书稿3000多种，所编图书获得省部级以上图书奖80多项。
新中国成立初期，陕西人民出版社在三秦大地成立，七十年风雨征程，七十年硕果累累。几代出版人为了陕西的出版事业呕心沥血默默奉献，几代出版人为了神圣的出版事业兢兢业业努力付出，推出一批又一批的精品佳作。
在陕西人民出版社成立70周年来临之际，陕西人民出版社联合《文化艺术报》全媒体举办“我与陕西人民出版社这70年”有奖征稿活动。来稿请发送至sxrmcbs70@126.com。
岁月如歌，往事如烟。春去冬来，不知不觉陕西人民出版社迎来了自己的七十华诞。当此之际，我作为出版战线上的一名老兵，谨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向全社职工致以诚挚的问候！
七十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是“弹指一挥间”，然而对于一个出版社来说，却是留下了几代人足迹的漫长岁月。在这七十年中，陕西人民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民社”）经历了无数风风雨雨，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经过几代人的奋力拼搏，不断发展，由一棵弱不禁风的幼苗，长成了参天大树。1972年，我由解放军农场走进了人民社的大门，从事图书编辑工作，一直到2006年从总编辑的岗位上退休。毫无疑问，我是人民社这35年发展、壮大的见证人。
在我进入人民社工作时，人民社与1972年1月5日刚成立的陕西省出版局是局社合一的体制。由边春光、沈昭佩（军人）、刘梦溪、张石秋、刘树荣、林理明等六名同志组成陕西省出版局领导小组。边春光同志任组长，沈昭佩同志任副组长。局机关设政工、办事、生产、后勤、编辑五个组分管有关工作和业务。编辑组组长为林理明同志，副组长为杨青同志。编辑组即原人民社，图书出版仍冠人民社之名。编辑组内划分为政治理论、文教卫生、科技、文艺、美术五个读物组开展工作。当时，因受时代的局限和“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人民社在办公、住宿条件，编辑机构设置，编辑队伍规模，作者队伍规模、分布范围，图书出版的数量、质量等方面，都不能与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同日而语。
朱玉从事出版工作三十年留影
（1972.3.1—2002.3.1）
朱玉手稿
往事悠悠，历历在目。1972年，人民社的办公、住宿条件是十分寒酸的。众所周知，北大街门牌131号大院是出版大院，即原人民社和新成立的陕西省出版局的办公区。该大院隶属于莲湖区管辖。大院内有唯一的、规模不大的一栋三层旧楼（后来加盖了一层），东南角有几间砖瓦平房，旧楼的正前方有三排砖瓦平房，旧楼的后面有职工食堂和一排供炊事员等住宿的土坯平房。前两者是办公用房，第三者主要用于单身职工住宿。人民社的办公用房，除了美术读物组在东南角的几间砖瓦平房办公外，政治理论、文教卫生、科技、文艺四个读物组都在旧楼的顶层办公。一层楼房，除了一个不大的会议室和其他用房外，每个读物组只有不大的两间办公室。由于会议室太小，每当五个读物组的人在一起开会，会议室容纳不下，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只能坐在楼道，这样开会的效果就大打折扣。而各读物组的办公室，由于空间小，四面墙都摆放的是办公桌，所配置的桌、椅、书柜、书架全部都是陈年旧货，有的缺胳膊少腿，破破烂烂。办公室内没有降温和暖气设施。夏天，编辑人员颇受炎热之苦；冬天，依赖火炉取暖，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掏炉灰，如若不小心，炉子的火灭了，就得生火，弄得满办公室和楼道都是烟，好在大家习以为常，并没有抱怨和指责。
出版大院的南隔壁，是原人民社的家属院。由于该院位于西五路，其门牌号为65号，故人称65号院，它隶属于新城区管辖。院内的房子除东北角的两排砖瓦平房外，其余都是土坯平房。院内住的人，除了人民社的职工外，还有陕西省文化局的职工（出版局成立前，人民社隶属于省文化局）。院内的土坯房又小又矮，破旧不堪，每逢下雨下雪，就有一些房子漏水，在万般无奈之下，房主人不得不用水桶、脸盆去接水。由于室内没有自来水，多家共用院中的水龙头，常常为了取水，夏天头顶烈日、冬天冒着风雪排队，生活十分不便，甚至可以说是苦不堪言。毫不夸张地说，院内大部分职工住的房子，还不如当时大部分农民的住房。1972年，国家给人民社分配来了包括我在内的八名应届大学毕业生，这给住房本就十分窘迫的出版社陡增了很大困难。幸运的是这八名应届大学毕业生中有几位是西安人，出版社在无法安排他们住宿的情况下，不得不好言劝其回家暂住。家在外地的几位被安排在位于出版大院旧楼正前方的砖瓦平房住宿。这里的三排砖瓦平房都是双面房（房子中间是一条通道，通道两旁是住房），每间房子只有9.6平方米，两人住一间。房中用木凳支撑的两张破旧床板占据了绝大部分地方，剩余的空间很小，容纳不下大的物件，好在当时的穷学生除了被褥和衣服外，一无所有，也就栖身无忧了。但是，当有的人家属来了，可就犯难了，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好让同住的人去和别的房间的人挤床，此时此刻，来家属的人很是难为情啊！
人民社的办公用房和职工住房的这种状况，直到改革开放时都没有多大改变，而且随着一些下放干部的调入，办公用房和职工住房更加困难，大有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的境况。
1972年到1977年前，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文化大革命”尚在进行中，“四人帮”还在横行，人民社的出版事业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创，几乎没有什么发展，编辑机构设置只有五个读物组，不仅专业门类有缺失，如经济、辞书译文、青年读物、少年儿童读物等就没有，而且编辑队伍规模较小，总共只有30多人。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多年未曾输入新鲜血液，30多人中，大多已年过半百，整个队伍给人的感觉是老气横秋，或者称为编辑队伍老化。因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作者队伍也很小。一方面，由于“四人帮”对知识分子的疯狂迫害，使知识分子群体如惊弓之鸟，一些饱有学识的专家、学者，惧怕“四人帮”的淫威，不敢创作；另一方面，出版社的编辑人员处在运动中，没有培育作者资源的机会。这样，作者队伍自然就不可能大。而且从当时所出版的图书看，作者资源基本上局限在陕西省内。所出版的图书无论在质上还是量上，都不能与改革开放后相比拟。由于这一时期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编辑图书的工作处于半停顿状态，仅有的编辑图书的工作，也主要是围绕国内外形势和政治运动而进行。以政治理论读物组为例，所编图书的内容大都来自“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每当“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和重要文章，编辑人员就将其用剪刀剪下来，用糨糊将其按规范要求贴到稿纸上，然后发排、出书。于是编辑工作就有了“剪刀加糨糊”的大名。如此这般，所出版的图书，不仅大都没有积累文化的价值，而且因为紧跟国内外形势和政治运动，形势一变化，政治运动一过，就成了一堆废纸，只能作报废处理。仅1972年，全社就处理涉及林彪反党集团的图书3070多万册，经济损失260多万元。
春风化细雨，春华秋实。1978年，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人民社在党的领导下，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茁壮成长，各项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一）为职工营造一个宽松的办公、住宿环境
1979年8月1日，陕西省出版局决定，人民社与出版局正式分开办公。当时，摆在人民社面前的当务之急，是解决职工办公用房和住宿的问题。于是在80年代前半期，建成了位于出版大院、临北大街的八层办公大楼，总面积5000多平方米；在西木头市建成了两栋住宅楼，总面积7300多平方米。这以后，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图书出版事业的发展，人民社调入了一大批新人，住房困难仍然凸显，一些人由社里出资在外租房居住。于是在进入90年代，社里先后在王家巷建成了两栋住宅楼，总面积4000多平方米；在红武里建成了一栋住宅楼，总面积1000多平方米；在北关正街建成了总面积近8000平方米的住宅楼。至此，社里的办公和职工住宿用房的困难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差强人意的是，办公室设施简陋，人员拥挤；住宅楼相当一部分是简易楼，没有电梯，房间很小，有的楼被称为“鸽子楼”。进入2000年后，随着社里经济实力的增强，为了给职工营造一个较为宽松的办公、住宿环境，社里和出版局又共建了“陕西出版发行大厦”和位于北二环东段966号的上林苑小区。“出版发行大厦”共十五层，建筑面积22000多平方米，它的建成大大改观了职工办公的环境。大厦装有两部电梯，安装了中央空调，最高层建有局、社共用的会议厅。人民社的办公楼层还建有小型会议室；每个职工办公都拥有一个独立的小天地，配置了全新的办公桌和椅子；到2006年，编辑人员都配备了电脑，等等。总之，办公环境已是今非昔比。北二环上林苑小区的建成，为局、社每位职工提供了一套住房，这对人民社的职工而言是锦上添花，因为在此之前每个职工都有了一套或大或小的住宅。上林苑小区共建了五栋住宅楼，三栋高层，两栋小高层，共有426套住房。三栋高层，每栋装有两部电梯，其户型分别是180平方米和140平方米；两栋小高层，每栋装有五部电梯，其户型分别是300平方米和220平方米。显而易见，不论是哪种户型，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都是比较宽敞的。如果装修得体，应该是很温馨的家。更值得一提的是，截至2006年，人民社的大多数职工都拥有了两套住宅，这在很多单位是少见的。
（二）重构了比较健全的编辑机构
8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出版战线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全国大多数省、市、区的出版社都将原有的部分编辑部（室）扩充为独立的出版社。陕西省也不例外，先后将人民社的科技、美术、文教卫生、文艺、少年儿童编辑部（室）从人民社独立出去，建立了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华岳文艺出版社、未来出版社。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社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和发展图书出版事业，并与陕西省委批复的“陕西人民出版社是我省综合性出版社”属性相契合，对编辑机构进行了重构。除了原有的政治理论、文史、辞书译文编辑部和装帧编辑室外，经上级有关部门的批准，先后新增设了经济、青年读物、综合三个编辑部和一个教材中心，从而构建了一个比较健全的图书编辑机构。此外，2000年2月，经新闻出版署批复同意，新世纪音像出版社更名为陕西电子音像出版社，由人民社主办，陕西省新闻出版局主管。该社出版的电子音像制品以出版社冠名，对内则是人民社的一个编辑部。2000年下半年，经新闻出版署审批，同意将原由陕西省国防工办主办的《军工报》和原由陕西省文化厅主办的《文化艺术报》划转人民社主办。“两报”划转后，《军工报》更名为《经济新报》，后来又将《经济新报》更名为现在的《阳光报》；《文化艺术报》仍保留了原来的名称。至此，人民社由一个单一的图书出版社发展成可以出版图书、报纸、音带、像带、音碟、电子读物等多种出版物的联合实体，成为陕西功能最齐全的出版单位。
（三）打造了一支规模较大、素质较高的编辑队伍
众所周知，图书产品源自图书选题，而图书选题则是由编辑人员从社会选题中选择和策划的，因此图书产品的竞争，说到底是编辑人才的竞争。有了能够把握社会脉搏的伯乐式的编辑人员，就能选择出拔尖的作者和具有新意的作品。一个出版社有了高素质的编辑队伍，就会成为出版界的常青树，就会立于不败之地。由此可见，编辑队伍建设关系到图书出版事业的成败，关系到一个出版社的生死存亡。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后，人民社一直对编辑队伍建设给予了高度的重视。80年代是人民社大发展的时期，也是编辑队伍快速扩张的时期。随着编辑机构的重构和编发书稿量的增加，编辑力量严重不足，编辑人员缺口很大。为此，社里有计划地先后接纳了一大批高校应届毕业生，还从社会上其他行业选调了少量人员，从而使编辑队伍得到了迅速壮大，编辑人员达70多人。社长文炎同志和总编辑贾象实同志对提升编辑队伍的文化素质十分重视，对引进高学历人才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先后调进了几位硕士研究生。文炎同志一身正气，主政人民社期间，政风清明，在为社里的编辑部门调配人员时，任人唯贤，唯才是举，经他手接收和调入的一大批编辑人员，除极个别是自学成才外，都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没有滥竽充数的。文炎同志作风民主，虽然手握人事大权，但不专权。在他主政期间，很多编辑人员的调入都是由编辑部主任、副总编辑推荐的。以我为例，在我担任编辑部负责人和副总编辑期间，根据工作的需要和我对当事人的了解，先后推荐了一些人来社做编辑工作，文炎同志未作任何犹豫就欣然同意了。他之所以如此爽快，我的感觉是他心中无私，认为从事编辑工作管理的人比自己更了解需要什么样的人。这不仅体现了他对下级的充分信任，而且体现了他虚怀若谷的品格和实事求是的作风。
1979年3月,陕西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部分职工欢送葛志文同志调中共陕西省委党校任职（前排左起：刘善继、葛志文、胡海、南岗。中排左起：刘复汉、杜振杰、王敏、杨启伦、马景援、曹金梁、赵华、朱星、郭洛夫。后排左起：贾象实、张海潮、竹守章、李晖、杨永奎、朱玉）
1992年5月23日,陕西人民出版社在陕西省商校礼堂召开由部分陕西省知名作家、文化界人士参加的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座谈会。会后，部分与会者合影（前排左起：朱鸿、陈泽顺、朱玉、路遥、陈忠实。后排左起：孙见喜、邢良俊、董玉英）
朱玉著作
除以上而外，在文炎同志主政人民社期间，他和总编辑贾象实同志对编辑人员的思想和业务培训十分重视。每当中央颁发了有关改革和时政、思想教育的文件，他们都及时组织全社职工尤其是编辑人员认真学习讨论，领会其精神实质；对有行贿受贿等腐败作风的编辑人员，坚决查处，决不手软，以此教育编辑人员提高思想政治觉悟，走人间正道。为了使编辑队伍中的新人，特别是青年人尽快成长为成熟的编辑，他们采取多种举措对其进行业务培训，如让其参加局、社举办的培训班和高校、出版界举办的学术研讨会等，特别强调了编辑工作要“传、帮、带”，要求老编辑要向新来的同事特别是青年人传授编辑知识和经验，帮助他们解决编辑工作中的难题，带领他们一起组稿、编稿，从而提高其业务水平，使其在较短的时间内能胜任编辑工作。总之，客观地讲，文炎同志主政时期，人民社的编辑队伍建设是颇有建树的。
进入90年代，人民社由于80年代在编辑队伍建设上打下了雄厚的基础，编辑队伍处于一个稳定时期，补充人员很少。时间老人走到2000年以后，各编辑部都减员不少，编辑规模有很大萎缩，而此时编辑人员的发稿量却不断增加，编辑力量凸显不足，急需补充人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社里先后三次面向社会招聘了编辑人员。其中第三次招聘了六人，全部为研究生学历。90年代至2006年，人民社在编辑队伍建设上，在很多方面延续了80年代的做法，继承了80年代的优良传统。除了对编辑人员编发书稿严格要求和强调老编辑要对年轻编辑进行“传、帮、带”外，特别强化了对编辑人员尤其是年轻编辑的培训力度，多次派人参加省外举办的培训班。如派年轻编辑人员参加北京举办的“青年编辑人员培训班”，上海举办的“畅销书、常销书选题策划研讨班”；派三位年轻的、具有研究生学历的编辑人员到英国进行培训学习，等等。同时，还支持了一些青年编辑人员到高校读研、读博和参加一些学术研讨会。通过外派培训大大提高了年轻编辑人员的业务素质，从而在编辑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由于人民社的历届领导班子都十分重视编辑队伍建设，采取了多种有效措施，从而打造了一支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较高的编辑队伍，可以说在陕西出版界是首屈一指的，这可以通过所编辑出版图书的高质量得到佐证。
（四）培育了一支庞大的、高素质的作者队伍
作者是书籍的源泉，书籍是作者思想和实践的载体，所有的出版活动都源于作者，因此，对作者资源的拥有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出版社实力的强弱和编辑个人的实际价值。编辑的价值本质就是培育作者资源。没有作者资源，编辑人员所策划出来的图书选题就毫无意义。正是基于对培育作者资源重要性的认知，人民社的历届领导班子都对作者队伍建设十分重视。改革开放前，由于受时代的局限和“文化大革命”的羁绊，人民社的作者资源主要来自本省；改革开放后截然不同，人民社的作者资源遍布神州大地，甚至扩展到海外。
出版社的作者队伍，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建立起来的，它是一个日积月累的渐进过程。编辑人员是作者队伍建设的主体，编辑人员个体的作者资源的总和，就构成了一个出版社的作者资源即作者队伍。因此，出版社的作者队伍的大小、强弱，与编辑人员拥有的作者资源息息相关。出版社的编辑人员培育作者资源的路径大同小异，都是通过编辑书稿、策划图书选题和加强与作者的联系来实现的。
其一，通过认真编辑书稿培育作者资源。作者的书稿要送交出版社，由出版社的编辑人员审查把关，这是国家的规定。就书稿的作者而言，稿件一旦送到出版社，总是希冀经编辑人员之手，使自己的作品臻于完美，不出纰漏。因此，每当编辑人员为其著作付出艰辛劳动时，他们就会对责任编辑表示由衷的感激，并愿意将自己后续的著作交给为其责编书稿的编辑进行编辑。人民社的编辑人员，大多数都有较高的素养，编辑书稿都很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往往能够使作者的著作在质量上得到提升，因此很受作者的信赖，不仅回头客多，而且还吸引了在外社出版著作的作者。例如，有的作者在省内其他出版社出书后，转而将后续的著作交由人民社编辑出版，这种现象经常发生，屡见不鲜。再如，自费出书的管理费，人民社收取的标准要比省内其他出版社高很多，但相当多的作者宁愿多掏管理费，也要将著作交由人民社编辑出版。如此这般，作者资源就自然源源不断地流入人民社。除此而外，截至2006年，人民社先后编辑出版了多部大型系列丛书和高等院校教材，编辑人员通过责编这些图书，培育了大量的作者资源。例如，《中共党史人物传》是一部规模宏大的系列丛书，其撰稿人众多，而且是来自全国党史界的精英，编辑人员因责编该丛书与作者结缘，从而收获了数量多、质量高的作者资源。再如，《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和《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史称“北方本”）是两部深受国内外专家好评、多次获奖、影响巨大的高校教材。前者由北方十三所高校的人撰稿，后者由北方十四所高校的人撰稿，撰稿人大都是本校的教授、副教授，主编都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学贯中西的著名经济学家。我因责编这两部教材几十年，两部教材的主编和撰稿人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我稳定的作者资源。不仅如此，通过责编这两部教材，我还把培育作者资源的触角深入到了一些高校的内部。特别是在南开大学，我与十几位博士毕业生广结善缘，并为其编辑出版了他们的处女作，从而新增了一批高素质的作者资源，壮大了自己的作者队伍。
其二，通过策划图书选题培育作者资源。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出版社要出版图书，首先就要有图书选题，没有图书选题，出书就是一句空话。对于一个出版社而言，图书选题除了从社会图书选题资源中筛选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和出版社的市场竞争越来越趋于图书选题策划的竞争和较量的今天，出版社自身的编辑人员策划的图书选题必须成为本社图书选题的主要来源，它将成为决定出版社工作成败的关键。形势逼人，人民社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加大了编辑人员策划图书选题的力度。
为了策划图书选题，为了使策划出来的选题有人撰写，人民社的编辑人员开始注重对社会信息的收集。一方面，通过报纸、期刊、电视、网络等渠道不间断地了解国内外学术动态，追踪专家、学者的科研进程；另一方面，利用各种机会如参加学术研讨会等，主动与参会人员攀谈、交流，捕捉创作信息，进而在策划具有前瞻性理论选题的同时，确定选题的撰稿人，从而将撰稿人纳入到编辑人员的作者队伍中。
其三，通过加强与作者的联系培育作者资源。80年代和90年代，人民社经常以社的名义，抑或以编辑部的名义召开作者座谈会，征求作者对出书的意见和建议。有的年份，举行重要的纪念会、新书发布会、迎春茶话会，也邀请省内一些作者参加。例如，1992年5月23日，社里召开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座谈会邀请了省内一些专家、学者和著名作家如路遥、陈忠实等参会。再如，1994年春节前夕，社里举办迎春茶话会，邀请了西安市内一些作者与会，如西北大学教授、博导王忠民同志，西北工业大学教授、博导白暴力同志，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陈忠实同志，著名文艺评论家王愚同志等等。不仅如此，每当逢年过节，编辑人员都打电话、寄贺年卡等向作者问候、致意；一些外省市的作者如著名经济学家谷书堂和著名作家张洁、周国平等来西安办事、旅游观光，社里都给予了热情、周到的接待等等。通过以上的举措，与作者联络了感情，加深了友谊，从而巩固了作者队伍。
除以上而外，为了适应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为了充实、壮大作者队伍，社里对作者队伍的吐故纳新给予了格外关注。在巩固已有作者资源的基础上，还在全国范围内帮助和扶持了一大批专业基础雄厚、思想超前、勇于创新、在学术上崭露头角的青年作者，如西北大学的魏杰，原西北农学院的毛志锋，南开大学的李维安、柳欣、刘迎秋、周立群等，暨南大学的龚维平，黑龙江师范大学的李昌宇，吉林省的毛健，海南省的梁广海，河南省的赵中社，等等。
截至2006年，人民社通过编辑人员编辑书稿、策划图书选题和加强与作者的联系，已建立了一支由院士、经济学家、著名作家、大学教授、博士等构成的规模庞大、素质很高的作者队伍。正是有了这支作者队伍，人民社编辑才出版了大量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图书。
（五）编辑出版了一大批优秀图书
编辑出版图书是一项光荣而崇高的事业，肩负着积累历史文化、传播文化知识、提高民族素质、促进社会文明的重任。人民社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坚持了正确的出版导向，努力贯彻执行了出版工作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锐意改革，开拓创新，严守社会主义的文化阵地，不断优化图书选题，始终坚持书稿“三审制”不动摇，从宏观上把住了图书的思想政治关、总体质量关和品种结构关，编辑出版了为改革开放鼓与呼、颂扬经济社会巨变、讴歌英雄模范人物、赞美祖国大好河山、鉴赏历史文化等数量可观的优秀图书，从而为广大读者奉献了净化灵魂、增长知识的晶莹琼花，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依据《陕西人民出版社大事记》记载的资料（个别年份资料不全），自改革开放至2006年，人民社共出版图书13570余种，其中本版图书10040余种，租型图书（含中小学教材）3520余种；出版电子音像制品268种。
编辑出版的本版图书主要有：《毛泽东思想研究丛书》（14种）、《邓小平理论研究书系》（2种）、《延安精神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共党史人物传》（1-60卷）、《中国革命史教程新编》《伟大的长征》《中国抗日游击战争史》《马克思恩格斯论哲学史》《价值哲学》《“三个代表”——新世纪党的建设的科学指南》《论执政党的作风建设》《中国政党监督理论和实践研究》《共产党人的人生观》《’98长江大决战》《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研究》《资产重组：中国企业兼并研究》《青年经济学博士研究丛书》（12种）、《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丛书》（12种）、《股份制的安定性研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中国行政法制史》《仲裁法学》《涉外经济法学》《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书》（18种）、《黄河文化丛书》（1-9卷）、《可爱的家乡丛书》（80余种）、《蓝田直立人》《中国儒学思想史》《历代竹枝词》（1-5）、《<资治通鉴>新注》（1-10册）、《中国版刻综录》《中国家训史》《训诂学纲要》《中国风俗丛书》（26种）、《京剧大师尚小云》《<芥子园画传>译注》（1-3集）、“中国历代书法名作鉴赏与临习一本全”（5种）、《鲁迅文选》（1-4卷）、《柳青文集》（上、下册）、《杜鹏程文集》（1-4卷）、《路遥文集》（1-5卷）、《贾平凹文集》（1-18卷）、《周国平文集》（1-3卷）、《王汶石文集》（1-4卷）、《李若冰文集》（1-4卷）、《唐宋八大家散文精品丛书》（8种）、《世界名著系列丛书》（26种）、《世界珠算通典》《古汉语虚词用法词典》《金文常用字典》《古文观止词典》《古汉语通假字字典》《十三经辞典》《写作艺术大辞典》《现代英语语法学词典》，等等。
编辑出版的电子音像制品主要有：《中国陕北民歌（1-2）》、《秦腔名戏精品集（1-6）》、《光辉五十年·陕西》《天泽华彩即兴书写系统》《插播式多媒体课堂辅助软件系列》《古诗赏析》《陕西名优土特产》《未雨绸缪·地震的预防与自救》，等等。
在编辑出版的10040余种本版图书中，共有1228种图书在各类评奖中获奖。其中，一部分图书因其品位高、质量佳、有特色，获得了重大奖项，如《中共党史人物传》于1987年获吴玉章奖金历史学一等奖；《延安精神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98长江大决战》《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研究》分别获中宣部第六、七、八届“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奖；《京剧大师尚小云》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1985年修订本）获“国家级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世界珠算通典》获“亚太地区出版家联合会（APPA）出版奖学术类图书金奖”；《中国儒学思想史》《资产重组：中国企业兼并研究》《青年经济学博士研究丛书》（1-6种）、《蓝田直立人》《邓小平理论研究书系》（2种）、《历代竹枝词》（1-5）分别获第三届、第七届、第八届、第十届、第十二届、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古汉语虚词用法词典》《金文常用字典》获首届“中国辞书奖”三等奖；《世界珠算通典》获第二届“中国辞书奖”三等奖；《<芥子园画传>译注》（1-3集）获首届“全国优秀艺术图书奖”三等奖；《京剧大师尚小云》获第二届“全国优秀艺术图书奖”一等奖。
在编辑出版的10040余种本版图书中，图书封面和版式设计共获奖252项。其中《简·爱》《陕西古建筑》《贾平凹文集》（1-14卷）、《针灸经外奇穴图谱》《奇迹秦始皇陵——兵马俑》《说文解字》《托尔斯泰日记》（上、下册）、《世界名著系列丛书》（26种）、《药叫黄连》《贾平凹小说精选》《换一个角度看人生》《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应用文写作大全》《世界著名法则宝典》（1-5）、《<芥子园画传>译注》等书的装帧设计更为亮眼，大都在评奖中拔得头筹。
在编辑出版的268种电子音像制品中，获奖的有《光辉五十年·陕西》《古诗赏析》《中国陕北民歌（1-2）》《陕西名优土特产》等9种。
综上所述，人民社自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6年，各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经济实力比较雄厚，经有关部门评估，拥有资产2亿多元；共有办公用房13000多平方米，职工工作环境比较优越；住宅建筑总面积约70000多平方米，职工住宅十分宽敞；编辑机构设置比较完善，具有了综合性出版社应有的功能；编辑、作者队伍规模显著扩大，其成员趋于高学历、高素质；图书编辑出版硕果累累，本版图书的再版率和经济效益逐年攀升；“三大奖”（“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奖、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尽数收入囊中。除此而外，1997年和1999年，人民社还被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政府评为省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最佳单位”，1999年又被新闻出版署授予全国“良好出版社”的光荣称号。
斗转星移，光阴荏苒。屈指算来，我已从人民社退休14个春秋。在这14年中，人民社的全体职工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和社编委会的带领下，齐心协力，深化改革，奋力拼搏，求新、求变、求发展，图书出版事业如同芝麻开花节节高，取得了新的、更大的成就。“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明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我衷心祝愿人民社起好步、布好局，再创辉煌，以优异的成绩向建党100周年和“十四五”献礼！
编辑：慕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