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陕西人民出版社在三秦大地成立，七十年风雨征程，七十年硕果累累。几代出版人为了陕西的出版事业呕心沥血默默奉献，几代出版人为了神圣的出版事业兢兢业业努力付出，推出一批又一批的精品佳作。
在陕西人民出版社成立70周年来临之际，陕西人民出版社联合《文化艺术报》全媒体举办“我与陕西人民出版社这70年”有奖征稿活动。来稿请发送至sxrmcbs70@126.com。
1985年夏，我从大学校门一步迈进了陕西人民出版社。报到后，被分配到政治理论编辑部青年读物编辑室。度过了炎热的夏日，进入收获的秋季。记得是9月，青年读物编辑部独立，处级建制，10个编制，陕西人民出版社为此还开了隆重的成立大会。成立之初，编辑部只有三人：我、李端和陈超英。不久，一个老同志调入，只领工资，不上班，直到离休。翌年早春，作家陈四长先生到任，被确定为负责人。半头华发，其实也就四十往上吧。此前，他曾经是《当代青年》杂志社的副主编。社里发文要求各编辑部专设部务秘书，我最年轻，责无旁贷。所谓秘书，实际上就是为大家跑腿，打开水，开信箱，取报纸，领东西，等等。
青年部成立后，充分显示了活力和潜力。尽管没有老编辑“传帮带”，大家都是“跟着感觉走”“摸着石头过河”；尽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青年编辑部没有一个具有编辑职称的编辑，但业绩一直遥遥领先。适逢职称改革，青年部的人都被聘为助理编辑，我常在玩笑中自称“青年助理编辑部”。主任陈四长是自学成才的，得过陕西省自学成才一等奖，虽然有著作行世，但没有大学文凭，在老知识分子窝里评职称，并无优势。当然，他后来还是由编辑，而副编审，而编审，这是后话。其间，有两位同事先后南下。一个是才子李端，有著作行世。他调到深圳一家很有影响的报社后，如鱼得水。一个是才女陈超英，写得一手好文章，却敬业于编辑岗位。她是为爱情而南下的，调入广东人民出版社后，出任青年编辑室主任。有三位新成员先后调进来：一个是蒋丽，容貌正如她的名字，是名副其实的丽人，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好诗文，写得一手好字。一个是雷波，毕业于西北政法学院，执教于中国政法大学，乡情难舍，巧遇当时的陕西人民出版社总编辑贾象实，被作为人才引进陕西人民出版社。专业是政治经济学，却擅长文史哲，文章常见诸报刊。一个是何大凡，出身书香门第，曾经下乡插队，大学毕业后供职西安地方志馆，当过报纸的主编。分管领导是副总编辑刘夏至。刘总也是自学成才。早年家贫，背柴为生。十三岁上，到区公所拉风箱，早晚给区长提尿壶。生性机灵，好学上进，跟着区长进步，由区而县，而地区行署。被推荐到西安市委党校学习，毕业后进入西安日报社当新闻组组长，旋调任市委书记陈元方秘书，又改任省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副处长。下派陕西人民出版社，先当副社长，后当副总编辑。热情，真诚，正派，处事小心，关心青年成长。可惜天不假年，50岁未出头便长行不归。后来的分管副总编辑依次是刘善继、朱玉、弓保安，都是大学本科毕业。刘是资深编辑，有学问。当过《陕西教育》杂志主编，调陕西人民出版社后长期担任常务副总编辑，业绩不俗。朱也是资深编辑，由编辑而副总编辑，而总编辑，直到退休。弓是作家，长于诗词，小说、散文俱有斩获，著作已逾十部之多。一言以蔽之，可谓人才济济。
青年部人强马壮，关系融洽，每年春天都要骑着自行车春游。去过南五台，去过鲸鱼沟，去过草堂寺。春天的气息激活了一颗颗年轻的心。徜徉于大自然的怀抱之中，大家都拥有了怀抱思想，吟诗唱和，其乐融融；策划选题，其言滔滔，好的选题大家分享。1987年春，全国学习雷锋热，青年部全体同仁拿起剪刀、糨糊，编辑了一本《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书，出版后供不应求，发行量逼近百万，每日有外地车开到印刷厂等新书，街头摆卖的新书更是书脊糨糊都没有干。此后，类似的选题，策划过不少，多取得成功。昔日在一起工作过的同事每每回忆起那样的日子，个个都眉飞色舞，好不得意、惬意、快意。
到上世纪90年代末，何大凡调出青年部，出任综合编辑部主任。在此前后，又有新人加入进来。2000年，社里机构改革，主任陈四长离开编辑岗位，去了审读室。经济编辑部副主任曾宣传调任青年部主任，编辑蒋丽被提拔为副主任。曾宣传非等闲之辈，上西北大学时读的是经济学，但胸中日月常新美，文心不能压抑，豪情万丈而雄辩滔滔。同年冬，奉出版社编委会之命，我离开青年部，出任划转地方的经济新报社副总编辑。2003年3月，我再次奉命离开报社，回青年部待命。5月，社里组建全唐五代诗编辑室，由我主持工作。此后的六个年头，我与青年部仍有着“斩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2009年春，陕西人民出版社机构调整，青年编辑部和综合编辑部、全唐五代诗编辑室合并，组建第三编辑部。在第三编辑部成立会上，分管领导说是欢迎我回娘家，我笑了一下，却心潮起伏，不能平静。因为历时24个春秋的青年部只能存在于我的记忆里了。潸潸情结，不能自抑。
编辑：慕瑜
